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第4/4页）

如荆湖南路桂阳军的“举子仓”，其管理制度是这样的：“军委司法，县委丞、簿充提督官；军请寄居（指致仕居乡的士大夫）一员，每乡请诚悫、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员，充收支官；军令本学保明士两员，每都（疑为县）请谨审不欺士人两员，充附籍官。妇人有孕五月，供报附籍官；至生子一日，赴收支官请米七斗，周岁再支三斗。……军据提督月申，半年类聚申提举司。”

翻译过来，就是说，桂阳军（军为州一级政府）委派一员司法官担任整个州郡“举子仓”的监管官，下面每个县则委派县丞或主簿担任该县“举子仓”的监管官；同时，州郡政府与各乡“举子仓”又分别聘请一位居乡士绅任收支官，负责仓粮的收存与发放；州郡政府与县政府再分别聘请两名士绅任附籍官，负责审核和批准居民生育资助的申请与登记。怀孕妇女之家，在胎儿五个月大之后，可到附籍官那里登记，申请补助；到孩子出生后，便可以拿着登记凭证到收支官那里领米。请注意，“举子仓”生育补助的申请与发放是分离的，由相互独立的两组人员负责。监管官按月检查全郡“举子仓”的申请与收支情况，并报告知军。每隔半年，知军再报荆湖南路的提举司备案。应该说，南宋“举子仓”的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

这一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绅办官督”。这也是宋代诸多民间公益组织的常见管理模式，如史浩设立的乡曲义庄（济贫机构）、朱熹创立的社仓（农村小额低息贷款），均采取“绅办官督”的方式。尽管南宋后期，“举子仓”因管理不善、日久生弊而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举子仓”制度的推行，让无数婴儿在降生之后得以免被溺毙、遗弃，称得上“功德无量”。

贫民生子而无力抚养，政府与社会运用国家财政与公益基金助其养育，这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