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第3/4页）

宋高宗接到报告后，批准了免除孕妇丈夫徭役的提议，又批示说：“愚民无知，迫于贫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杀之。官给钱物，使之有以育，则不忍杀矣。朕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岂惜小费也？”“乃诏户部措置”，让中央财政拨款发放生育补贴，即由中央政府负担起国民胎养的财政支出。绍兴十三年，又下诏蠲免生育之家的丁税。

到了绍兴十五年（1145），胎养补贴又改为由常平仓、义仓联合发粮：“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之后，又改为同时发送钱米：“诏，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余路州军依此施行。”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朝廷又重申旧令：“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

总之，按南宋政府“胎养令”的精神，凡乡村与城市的贫困家庭，在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可以到所在州县政府登记，申请政府救济。政府的救济包括：免除孕妇丈夫一年的徭役，有点像“陪产假”；蠲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即减税；以及发放生育补贴。现代政府也是这么鼓励国民生育的。

举子仓

尽管宋廷的“胎养令”要求所有州县均必须给辖下的贫困之家发放生育补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或因为吏治腐败，“胎养令”的实际执行难免打了一个折扣，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有臣僚反映：“顷常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后给支义仓米一石。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

为救“胎养令”之未及，南宋不少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又发起成立“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叫作“举子仓”或“举子钱库”。

许多研究者认为，南宋“举子仓”是淳熙年间赵汝愚在福建率先创立的。赵汝愚的墓志铭记录道：“闽俗，生子往往不举。公创举子仓，凡贫不能举其子者，以书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但实际上，“举子仓”非赵汝愚首创，早在绍兴五年（1135），由于福建路的建、剑、汀、邵四州“细民生子多不举”，地方当局遂“逐州县乡村置举子仓，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此为南宋“举子仓”的先声。

后来赵汝愚就任福建安抚使时，又上书朝廷，请求推广“举子仓”之制：“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将所收租利与安抚司所置客庄及常平、义仓钱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费。”获得朝廷批准。自此，“举子仓”广布于福建路，如建安县有举子仓十所，瓯宁县有举子仓二十六所，浦城县有举子仓十二所，政和县有举子仓十一所。福建路之外，当然也有举子仓，如赵善誉在潼川路诸州设举子庄：“以羡赀给诸郡置庄，民生子及娠者俱给米”。

依福建模式，“举子仓”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一为没官田产的租息；二为常平仓的拨款；三为民间富人的捐献。赈济标准一般是：每户贫困产妇每产一胎，给米一石。一些设“举子钱库”的地方（如武平县）则发钱若干。

跟宋政府“胎养令”的财政补贴属性不同，“举子仓”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绅办性质的公益基金。虽然“举子仓”的普及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倡导、扶持与资助，但在“举子仓”的建设过程中，更离不开地方士绅的支持与参与。主持“举子仓”日常运作的通常也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士绅：“举子仓亦仓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乡先生及乡大夫。”地方政府一般只充任“举子仓”的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