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羊世界

一

1653年，即清顺治十年，四月间，诗人吴梅村来到南京，拜谒两江总督马国柱。其时战乱方歇，南京的景象给了诗人深深的刺痛。回想明王朝立国之初曾经建都于此，画角吹难，气象万千，而南明弘光小朝廷龟缩南京，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转眼间家国易主，物是人非，吴梅村有感而口占七律，末句有“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尤其令人有抚今追昔之慨。

这一句诗，所咏之地为南京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朝初年，孝陵山丘曾有梅花鹿群放养，多时达数千头。每头鹿的脖颈上都挂有银牌以示标记，凡捕杀者以死罪论处。而吴梅村此时所见，苑内鹿群已经无人看管，更遭到当地人的随意捕杀，鹿颈银牌也失去了原先的权威，纷纷散落在捕杀者的手中。

朝代更迭，此时的大清统治者为了坐稳江山开始励精图治，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仔细研究前代的典章制度，完全一副“拿来主义”作风。尤其在作为治国根本的律法一项上，几乎完全沿用了朱元璋时代的《大明律》，比如，顺治三年清代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几乎就是《大明律》的翻版。人们难免不产生疑问：一个腐败的、被推翻了的王朝，其律法为何被对手奉为至宝？如果这律法是良法，那么，这个庞大的王朝又如何走到灭亡的一步？

诗人吴梅村并没有仔细探寻过这个问题，他在荒凉的孝陵故地抚今追昔，遥想洪武盛况，生发着“王谢堂前燕”式的苍凉感慨——历史总是如此相似。

孝陵内尸骨已朽的朱元璋不知道生前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王朝这未来的伤心一幕，但无疑可以肯定的是，他当初确实曾为王朝的顺利延续而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主要面临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大动荡之后社会的复苏与发展；二是整顿吏治以消除腐败，使庞大的帝国能够驶上一条长治久安的良好轨道；再有的就是铲除有可能在短期内威胁皇权的所有隐患。

关于第一点“社会的复苏与发展”，听上去是个难上加难的问题，实际上却不必花费太大心力。回头看来，几乎任何一个朝代，在其创始阶段都能很快地收拾好动乱的残局，进而迅速走向黄金时代，典型的例子是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究其原因，除了帝国初期的君主大多能力过人并且励精图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在他们接手的时候通常刚刚结束长年混战，处于破败的低谷，而从低谷向上攀登，很容易就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正如爬山，人在山脚下，怎么爬都是往上走，况且，每个人先天都有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当这种渴望被种种外因普遍而持久地压抑住时，就如同大水被堤坝阻住，这个时候，只要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磅礴宣泄。所以，在王朝初创阶段，各地的地方官用以夸耀政绩的经济迅速增长，其实与他们本人的管理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只要大环境“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湍急汹涌，爬山也自然会很轻易地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于是，尽管地方官腐败或者无能，通常也只是使当地的发展没有爬到应有的高度，却也很难再往下跌——最坏的境况已经发生了，再怎样都不会比这更糟。社会变革初期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社会与人民在一个“英明”政府的领导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而地方官员尤其政绩彪炳，为地方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可以想象的是，虽然在山脚下时，不必花费太大心力就可以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但是百尺竿头，却很难更进一步。天纵之才的朱元璋显然明白这个道理，经历过元代统治，他很了解正是由于元代晚期吏治的极端腐败才给了自己以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机会，而他自己的天下，自然不能重蹈元朝覆辙，在得国之初，更不能疏忽了对吏治的整治而为今后的江山留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