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人间佛国（第6/16页）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灯的发展历史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僵化到这个地步，即仅仅认为爱迪生当年发明的那种原始电灯才是“真正的”电灯，而后来出现的种种日光灯、节能灯都是“伪灯”。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真灯”和“伪灯”的话，也许唯一的方法是看它通电之后能不能亮——用“通电之后能不能亮”这个标准来判断“真灯”和“伪灯”，大体就如同用“四法印”等基本原则来判断一部佛经是真经还是伪经，判断一种“佛说”是真说还是伪说。

所以，大乘佛学虽然成型于佛陀去世的数百年之后，却不大应该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大乘非佛”。佛教有所谓“四万八千法门”的说法，意思是道路无限多，方法无限多，不同根基和资质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这同样意味着，对佛陀所说是不能够僵化理解的。

但是，僵化地理解问题、把抽象问题具象化，这却是人性的一个通病。当佛陀如襄楷向汉桓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是真的）面对天神派来试探自己的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了句：“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原文是“革囊盛血”。）这并不意味着修佛的男性们就应该同样地对所有女性都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即便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都能找到同类的僵化理解的事情：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里，一个骑士面对着维纳斯说：“啊！维纳斯，我美丽的新妇，你是一个妖妇！”

但这种心态却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曾讲过一个“巴塞尔夜莺”的故事：

在一次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僧侣到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边走边讨论诸如主教就职后把第一年薪俸献给教皇的年贡、僧职继承权、托马斯·阿奎那是否比波那文都更伟大之类的神学问题，剔精究微、详加论考。正当他们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议论时，他们突然中止了议论，宛然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在一株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正栖止着一只夜莺，千回百啭地在高唱着它那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时学者们都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煦和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那些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做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