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7/33页）

马歇尔是大陆陷共的罪魁祸首

在东北方面：开始的「引狼入室」，是美国出卖中国缔结雅尔达协定种下祸根，罗斯福开其端，马歇尔促其成，这当然还是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其局势于先。

在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接收东北，至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十一日，国军已掌握辽宁、辽北、吉林、热河、安东诸省；只以受马歇尔之「调处」影响及共军受俄军之庇护卵翼支援、关内共军及壮丁（民兵）不断增援补充、韩共之参加共军、与乎东北伪军之被中共收编，于是东北共军力量很快壮大；同时国军作战之消耗未及补充，美式装备因马歇尔的禁运而补给困难而中断，只有临时部份改换日式武器及本国武器，种种原因，战力士气，因之锐减。

至卅六年以还，共军先后发动六次攻势。第一次至第四次，仅使用一部份兵力，对长春及通化等要点，行有限目标之攻击；第五次及第六次均为全面之总攻，企图一举攻略瀋阳；共军历次之攻击，虽经国军先后予以痛击，确保战略要点；但在整个战略上，则形势日促，已由主动转变为被动，自四平战后，国军放弃安东、热东、辽东、演成吉长、四平之形势孤立。

至卅七年一月下旬，共军发动第七次攻势，二月七日，辽阳失陷，十六日鞍山陷落，下旬营口陷落，廿八日开原陷落，三月十二日四平失陷。

三月九日，在吉林之第六十军撤回长春，自五月以后，共军即包围长春，守军新七军及第六十军与共军力战，至八月初，城内军民粮尽，饥疲万状，共军乃发动政治攻势，挑拨第六十军与新七军（后改为一0二军）之感情，十月十九日，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被缴械，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两个特务营，坚守银行大楼，最后郑洞国投降。

在卅七年七月，国军曾以新一、新三、第五十二军对辽南扫蕩，但以兵力有限，收效甚微。

是年九、十月间，共军以二十余万之兵力，围攻锦州，范汉杰兵团力战，由于国军自瀋阳及锦西两方面前往增援之部队被截击不得前进，十月中旬，锦州失陷。

当锦州战起，瀋阳东北剿总以四九、七一、八0、八三、八五共计五个军组织西进兵团归廖耀湘指挥，十月五日西进，至廿六日，以锦州既陷，乃向东折回瀋阳，但被共军邀击，败彰武、黑山地区；同时，共军围攻瀋阳，并展开政治攻势，国军新卅、暂五十三师及瀋阳第一守备纵队被共军诱降，十一月二日，瀋阳沦陷。杜聿明在葫芦岛之军队十三万余人及义民三千，军品二千吨从海上撤出。

东北情形。既如上述，瀋阳陷后，林彪部共军四十余万人稍加整顿，匆匆入关；华北局势，已如前述，骤遭共军林彪部加在华北之重大压力，平绥路战况恶化，天津亦失陷，北平之傅作义，经共方之政治攻势劝诱，遂即投降。

东北及平津既失，共军大部份可南下，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国军在指挥方面固有若干错误与乎作战次长刘斐等人大量出卖军事机密因而陷于不利，但徐蚌会战并不是国、共两军成败之决定因素；很显然的，东北作战乃是决定性之因素，因东北失败，东北共军入关，对华北国军予以决定性之打击，华北傅作义部既已投降，共军大部南下，徐蚌国军全部不过四十余万人，岂能长久支撑挽回既倒之狂澜乎？因此，徐蚌会战之失败，乃迟早之问题耳！而自整个局势观之，国军之失败，乃由于马歇尔来华执行共党阴谋整垮国军之优势，乃其基本原因也。

假如马歇尔不来中国，中共不致有恃无恐，态度决不致如此蛮横，一切要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