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方针 大错特错（第4/9页）

他摇摇头说：「老弟呀，不要激动，军人必须服从，这是上边的严格命令。」我不再听了，气愤而别，因而他好意送我的礼物也未收。真想不到，不幸而言中，果然东北丢了，华北乱了，不久之后，徐蚌会战也失利了，整个中国大陆也就断送在中国共产党的手裏了。

〔附录〕

若收编伪满军队，何以维持民族正气？

陈 诚

按：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请假南归医治胃疾。三月廿九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一批国大代表联署第98号议案，指陈诚对东北整军、拒绝收编伪军等疏失导致戡乱失利，应负责任，更有人要求杀陈诚以谢天下。还有人以国民革命军人同志会名义散布传单，宣布陈诚十九条可杀之罪状。五月十日，陈向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提出书面辞呈，辞去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副团长等要职。滞留南京期间，为掩悠悠之口，他于四月十四日覆林蔚^{[1]函，为自己辩白，兹摘录其中有关「（拒绝）收编伪军」一节，以示平衡报导，是非曲直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收编伪军：此问题当时确有人建议，但全部收编，事实上大有问题。以弟所能记忆者：（1）何以对抗战之国军？（2）何以对被压迫残杀之民众？（3）何以维持国家民族之正气？以上三项，姑且不论，再就军费一项言，自抗战结束后，决定国家总预算原则，所谓收支平衡，所谓军费不得超过总预算百分之五十，以连年军费言，非但不能收编伪军，而且仅有之国军，亦不能养活，其他可知矣。

徐蚌会战是错误的决策

曾 振^[2]

（一）徐蚌的会战是一个临时匆促决定的会战，根本上是错误的，不应在徐蚌会战，而应在长江决战。

（二）由于作战部门刘斐等无能及通敌破坏，在济南失陷（九月廿四日）后，迟迟不作必要的处置，直等到徐州军事会议时（十一月五日）拖延四十天之久，会议才决定在徐州作战。当时作战部门本有撤守淮河计划，在十一月五日徐州军事会议时，始行提出，但各兵团司令官认为敌人已经集中好了，时机太晚了，在大敌之前撤退，损失必大，不如依城野战，与共军一拼，于是决定守徐州备战。

（三）依当时情形看，济南已经失陷，商邱以西已经放弃，试问黄伯韬兵团在运河以东之新安镇一带，四十四军留在海州、连云港附近，有什么作用？攻既不应从该方面攻，守也分散兵力不应在该方面守，迟迟不令其向徐州附近西移，由于这一错误，以致以后（在徐州军事会议以后）黄伯韬兵团西移时，是侧敌行军，敌人已经集结好了，準备作战了，侧敌行军是非常危险的，加以中间还有一道运河将部队分离，这是一重大弱点，故黄兵团西进途中及渡河时，遭共军攻击而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一错误，南京作战部门、剿总及杜聿明应负责。至少他们是迟疑与不为。

黄伯韬

（四）在黄伯韬兵团西移时，如果原在碾庄附近之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在西岸接应支援，阻拒运河西岸敌人之攻击，则黄伯韬兵团不致四面受敌，渡河亦不致损失太大，而进出西岸则便利多矣。同时两个兵团合力，足以击退来犯之敌，至少该两个兵团亦可顺利开往徐州，可是他们不顾虑敌人侧方的威胁，在黄伯韬兵团西移之同时，亦令李弥兵团开往徐州附近，李弥兵团走得太早，以致运河至徐州中间产生一个大空隙，共军得有机会毫不费力地截断徐州至运河间之交通。假如他们当时有点敌情观念有点警觉心的话，李弥兵团应稍缓西移，留在碾庄附近，等待黄伯韬兵团来到，掩护黄兵团渡过运河后再移徐州，命令应该规定李弥兵团等待黄伯韬兵团渡过运河后再行西移；可是他们漫不警觉地命令两个兵团同时西开，造成此一错误，等到后来黄伯韬在碾庄附近被围，再令李弥从徐州回师东进增援时，却被共军阻住，不能前进，以后虽再令第二兵团（邱清泉）东进增援，共军愈集愈众，工事纵深愈长，救黄无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