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长沙记（第2/2页）

其次，内部传达密令，怂恿轻侮湘勇。本来，七月以前，绿营兵和湘勇就有摩擦，甚至对曾国藩也大为不敬。二月在桂东，六月在三江口，都发生了绿营兵殴斗、杀伤湘勇的事件。曾国藩的亲兵仆人“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三月，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烂了他的轿子。现经提督倡扬，驻城标兵欺负起湘勇来，就更加无顾忌了。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提标长夫（类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务兵），标兵立即执旗吹号，持械列队，找湘勇开战。曾国藩自觉理亏，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标营内打了三百军棍。八月四日，塔齐布管带的辰勇和标兵赌钱，因小事造衅，标兵再次纠集起来，要和湘勇开战。这次曾国藩不服气，给鲍起豹发公文，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鲍起豹二话不说，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馆送。然后鼓动标兵在公馆前示威抗议，把皮球原封不动的踢还给曾国藩。怕引起兵变，曾国藩不敢杀；怕属下耻笑，曾国藩不敢放。就这么犹豫不决，过了两天。标兵日夜喧闹，要求放人，最后把公馆团团围住，声言再不放人，就要闯进公馆强行抢人。公馆就在巡抚办公室隔壁，曾国藩硬着头皮请骆秉章调解，骆以此事不属巡抚管辖范围谢绝。没办法，曾国藩扛着钦差牌子在公馆内挺着，希望拖几天再作打算。哪料到六日晚上，标兵悍然冲入公馆，刺伤门丁、卫兵，吓得曾国藩跑到骆秉章家里求救。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了句：“点会这样？（骆是广东花县人，说话估计是这个调调）”然后建议放人，平息事态。万分无奈，十分没脸，曾国藩同意放人。第二天，满城传言：曾钦差这事，纯属人格障碍，心里阴暗，自作自受，活该。

按道理，这种事情完全应该告御状，到天子那里讨说法。可是，曾国藩没有这么干。冠冕的理由，他是这么说的：“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方寸窃所不安”。诛心而论的话，我想他首先是担心没有胜诉的把握，更担心侥幸胜诉，还得提防日后的报复。因为，上告的话，被告只能是闹事标兵，而调查取证却得由巡抚、提督来做，不利于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万岁圣明，明断万里之外，判原告胜诉，也不过杀几个标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闹，保不准就真得搭进去自己这条命。左右权衡，于公于私，告状都是下策。那么，不能靠告状出了这口恶气，还能忍辱包羞在长沙混下去么？斯文扫地，将来还怎么和这一城的文武谈公事、修私谊？尊严尽丧，将来还怎么对下属发号令、施奖惩？辗转反侧，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郁闷的钦差选择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以就近剿匪为由，奏禀移驻衡阳，于省城发生的变乱只字不提。第二天，带领属下（包括患难之交塔齐布）启程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