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隙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

,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遥制”。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绅耆”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诸人报仇雪耻”,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只堪裨将”。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馀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湖南一省的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