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第3/7页）

孙立人将军重获自由之后所作公开谈话，把1930年至1940年间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个在美国V. M. I．（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军官学生，回国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的机构去安插他，竟麻烦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阎锡山下面奔走之后好容易找到日后主持中国正统的党中央，也仍不是正规部队，而是这样与那样的杂牌。总算孙将军人缘好，“八一三”负伤之后有黄杰将军接济他。（“只要我有饭吃，孙立人也有饭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疗伤，怪不得孙将军至今还惦念使他沾过光的人士，同时他更感到团体单位的重要，甚至责备清华校友不能互相照顾，以致受人欺负。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励子女上清华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们两位将军提出的问题，不能专就道德的立场解释。我们只能说传统的办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纪的社会。在这前提之下，我提议以研究历史的立场，将以上情事重新考虑，作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与当事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国历史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过去约二十年我有一个机会，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拿出来重新考虑。现在看来，这朝代历史之中，秦汉可称“第一帝国”，隋唐宋可称“第二帝国”，明清可称“第三帝国”。其分析的节目，有专文专书在各处发表，所根据的重点则是财政措施，显而易见的则是第二帝国的财政税收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带收缩性，当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个过渡阶段。明朝之创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这社会的组织至此照中国传统已经需要改组。原因是法制过于简陋，税收过于短少，人口增加过度，土地所有的纪录不符现状。从以前的事例看来，更换朝代，必有一番剧烈的波动，而在大帝国更换朝代时波动所影响的幅度更大。

并且从世界局势看来，近五百年来所有现代国家也都经过一段改组，或正待作类似的改组。这种改组的宗旨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抑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已不复成为争论的要点。现在从学理以及事实上发展的趋势看来，乃是趋向亚当·斯密所说从一个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考诸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改革，必定经历各种险阻艰辛，苦难重重，而且费日持久。因为其超过个人人身经验，当事人虽被迫参与其程序，不一定能看清其性质。我也将这种理论，前后作为论文，以中英文在纽约、台北、香港、上海、北京各处发表。

这样的文字能被普遍的接受，则是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中国的改革已上轨道，台湾已渐采取商业体制，也大致用数目字管理。大陆虽步后尘，可是经过一番挫折后也已适时地改变方向。在这时候我们检讨张学良和孙立人事件，最先即要承认这两事件都是大历史转动中的一种环节，有中国的长期革命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后面作背景，总之就发生于人类历史经验领域中的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

前述《时代杂志》的白修德在他的所著书《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 1946）提到国军的一章，劈头就说出第一次欧战时，德国参谋本部派往奥匈帝国的联络官，看到奥国军队的情形，立即向国内报告：“我们与僵尸结盟。”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作者即说出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以中国军队为同盟军，其情形类似。

奥国的军队在德国人的眼里看来没有生气，一如抗战四年后的国军在美国人的眼里一样。这种说法，只极端简化着表面上的一种粗浅现象，而完全忽视后面的背景。奥匈帝国以一个跨地过广的专制皇权虽挣扎已临末日，而中国则是从一个已经崩溃的旧帝国之灰烬中企图建立新秩序。我相信很多中外人士都没法想象到，动员一个三百万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军令之下和一个优势的强敌作持久战，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没有的经验，而在七七抗战创始。这时民间之组织可支援这种大事业的机构也十九落空，因之其前后动员的程序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握，很多情形之下要经过群众运动在历史中找到出路，例如前述国军之编成，首自军阀割据。这当然不如理想，可是即使今日任何人纵有机会重新创造历史，也无法提出一个替代的方案超越这种程序，无中生有的造出一个三百万人的部队。既然如此，则国军统帅权之掌握使用，不能不为当日过渡期间的社会条件所左右，所以纵非尊卑男女长幼也仍是人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