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第2/3页）

我们所学的战术，以了解团以下的攻击防御遭遇战追击退却各项原则为目的。多少年之后我才发觉当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学都有归纳于标准化的趋向。我们的操典与教范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译过来。当德国顾问在南京的时候又经过他们一度的订正。可是日本陆军的技术传统，也仍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即美国的情形亦然。所以后来我们翻阅各国的操典与教范，内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鼓励各级干部争取主动，即同有“不为与迟疑可能产生不良之后果，有时较方法错误为尤甚”的辞句。又讲到下命令时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们说理由，也是彼此一致。并且文句上看来有出于一源之可能。我于抗战胜利之后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更发现凡是三个营的步兵团展开时基本战术大致相同。纵说美军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作标准武器，又用轻战车搜索，还是不整个改变其后面最紧要之基本原则。所以在图上作业的时候中国的军官学生一般不比美国学生差，只是1946年美国军事教学已在进行有系统的收纳第二次大战的经验，今日又近半个世纪，我也在学书不成则学剑，学剑无用又学书的过程中再未重温旧课，只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进步，当日之所学已早是斲觞滥调了。

说来也难能令人相信，军校里政治思想的训练凡是彰名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无效，学生称之为“卖膏药”，因为其自称万应灵方实际不值半文钱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们入伍不久之后集体宣誓成为国民党党员，军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来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每一周或二周，我们也有党的小组讨论。通常的情形我们只坐在树林中乱谈天，等到政治指导员或区队长走近视察我们的时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导纲领假作正经，言归正传。当日国民党已存在着困难：一个业已夺取政权并且又主持一党专政的政党，很多高级干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难照旧支持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了。至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诲，早已俱在。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仍贯穿着流露在军校师生言行之中。我们称蒋委员长为“校长”，提及校长时说者和听者都立正致敬，倒并不是矫揉造作。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黄埔及中央军校等名目，我们有一种集体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们既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毕业生都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尽属“小老弟”，与军校组织无关，只是一种社会习惯。1944年我在缅甸密支那以新一军上尉参谋的身份在前线观察，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乃是黄埔一期出身，他称自己的幕僚为“项参谋”和“李参谋”，而始终以“小老弟”称我。在他心目中，我们虽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校友”的关系作主了。

成都军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来的七五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各色骡马百余。凡阅兵的时候军乐铿锵，我们又在钢盔上涂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专长，步兵队则“走正步”，西方人称之为“鹅脚步”（goose steps）。通常常步为每分钟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来只有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脚踢上半天云里”。然后几百双带铁钉的皮鞋从天而降，在水泥道上发出响亮的刷刷之声，绝对的整齐划一，观者无不敛容。可是也因为如此，成都军校的作风受过不少的批判。抗战既入后期，我们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极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说交通通信的维持与器械的补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无非粉饰太平。战后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即根据美国观察人员的报告对军校有特别的抨击（见所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纸面本四二六页）。我们毕业生一下部队也发觉士兵谈不上训练。我们只要他们不在淫雨与疟疾威胁之下被拖倒病死，较狡猾的军士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已属万幸。对过去花在成都两年的时间所学是另一世界，所处是另一世纪，既然学非所用，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也不能没有埋怨与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