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卷后琐语（第3/4页）

一提到现代社会，则当中端倪纷纭，可以发生无限的争执。我个人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也根据着居留在英国、日本、美国和旅行其他各地的经验，则发现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程序，当中无不有一个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在数目字上管理亦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地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的原则，去零星杂碎地去权衡各人道德，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之影响。只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这体制上之改变，绝非轻而易举，通常等于脱胎换骨。大凡近世纪各国的革命和独立运动，流血不止，通常与这种改变有关。这也就是说，一旦某一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到底使用何种数字，尚可以随时商酌，大体上以技术上的要求做主，不必笼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了。

说到这里，我更要提醒读者：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并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清朝统治中国267年，本来也是“气数将尽”，这也就是说专制政体全赖人治，当初皇帝如康、雍、乾日理万机，还能称允文允武，以后之君主实为典章制度之囚人，况且宫闱间的纠纷与黑幕愈多。及至慈禧太后主废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之一代不如一代，已难能维系人心，遑论及忠臣烈士之“死社稷”，是以本来即有覆亡的征象。再则参入这“换朝代”的机缘中，又有了一个“改造帝国”之必要。明清两朝合并为543年，也和第一帝国之441年及第二帝国之698年（内有五代十国之分裂局面54年）大致上等量齐观。这第三帝国既有收敛性之财政税收，经过如是长时期之积习相沿，也是与时代落伍。即在人口增加，交通进步之情形下，也需要在官僚组织与土地制度上有一番更革。而中国是一个大陆性格浓厚的国家，与西方和现代社会用数目字管理之距离愈远，更无从局部的改组。

所以中国的长期革命，费时必多，为患必烈。法国“老虎总理”克里曼梭（Georges Clemenceau）曾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亦即一经发动玉石俱焚，很难照应到各人各事内在的公平。康梁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自愿牺牲，即是已经看穿长期流血之无可避免。

从上图表看来，中国即准备从事长期革命，业已费时77年。因为当时极少的人能看到全局之高低纵深，大多数人士只能随着内外压力，一步逼一步，逐渐觉悟到大规模改革之无可避免。迄至辛亥革命之后肇造民国，犹且不能解决问题，才有五四运动之展开，知识阶级觉悟到改革必从本身着手，及于文化和教育。

最后我希望与本书读者共同保持一点检讨中国历史的心得，此即当中的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骤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中国既已在20世纪几乎亘全世纪尽瘁于革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殊死战八年，即已打破四千年的纪录，在人类史上也是仅见，土地改革规模之大，行动之彻底，亦超过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时间的平等，而在给新体制一个合理的出发点。现在进入建设时期，应当能克服困难，使国家资本有民间经济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在新世纪里成为一种稳定全世界的重要因素。我们希望如此，我们衷心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