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财政管理（第4/24页）

第四，太仓库的任何预算赤字可能会由推迟交纳的税目收入来弥补，这些推迟的收入虽是本财政年度解运入库，但为以前额征项目。预算赤字也可能由京运本色——主要是漕粮——的进一步的折银来填补。通过这些办法而没有得到弥补的任何数额才构成了真正的亏空。这个赤字只能由缩减太仓库的积贮来消除，有时也由皇帝掏个人腰包来解决问题。

通过对这些做法的考察，可以知道太仓库的账目尽管复杂，但决不是不能理解的。其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

（a）到1541年左右，太仓库实际岁入不超过200万两白银，甚至还要少。收入只包括基本的税目。

（b）除去这些基本税目之外，太仓库的岁入后来由于额外的税目而增加了。在杨廷和革除大量的宫廷额外花费之后，从400万石的岁额漕粮中节余了150万石（第二章第一节）。1541年以后这项仓余折银，尽管也有中断，但还是经常下令折纳。1541年，有120万石的漕粮折成银两。很明显，折银一直持续到1546年嘉靖皇帝决定暂停改折为止〔13〕。接下来的记录尽管不完全，但表明改折很少停止过。出现在《实录》中的16世纪中期三组重要的财政数字显示：漕运米改折在1542年是1385884石，1552年是1667163石，1562年是1367389石〔14〕。

每年大约150万石的漕粮盈余折成银两，有望给太仓库带来100万余两的额外收入。看起来1541年以后太仓库的实际收入要接近300万两，不会再低于这一水平。然而多数官方资料将折银收入统计为不可再重复征收的税目，上报收入时将其忽略。

（c）1543年，在吉囊占领河套的压力下，皇帝开始发内帑补助太仓库。在一次廷议后，嘉靖皇帝同意在紧急时期让出金花银和皇庄子粒给户部，预期持续五年〔15〕，但实际一直持续到1558年〔16〕。作为御马房和皇家苑囿的草场、牧地很早就已由户部接管，成为定例〔17〕。这些税目一共为太仓库增加了大约130万两的收入，使太仓库的总收入突破了400万两白银。然而，户部接管这些税目之后，也被要求支付在京武臣的薪俸，并要维持御马房和苑囿的开支，因此这些税目的价值实际上大打折扣。

（d）16世纪60年代，资金需求大增。前面提到的1551年下令向田赋紧急加派，同时盐课也被期望每年另外提供白银300000两（参见第五章第三节“工本盐”）。开纳事例、罚赎银两也都增加。但这些筹措资金的措施并不能持久〔18〕，其原因可由表20作出部分说明。从1553年以来，南方数省不得不奏留经费用于地方备倭。1557年以后，又存留部分收入为宫殿营造采购材料。

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在1558年。当时户部尚书方钝（1552—1558年在任）提出增加收入的七点计划〔19〕。一个都给事中提出了五点计划〔20〕。而南京的户部提出了另外的五点计划〔21〕。一些京官联合提议二十九项增收计划，全部为皇帝认可〔22〕。这些建议和计划并不高明，只是试图从现存税收中榨出一些小税目来，或者卖掉易于折得现银的官田，或者要求全体民众额外捐献。《明史》称这些收入为“益琐屑，非国体。”〔23〕这些建议不过是一些无望的反映。

不过，有理由相信50年代早期——可能直到1553年——太仓库岁入银两实际上已经超过500万。如果没有这笔数目的收入，它将会无法支付表20所示的那些开支额。朝廷不可能在发生危机时没有任何储备〔24〕。1554年，朝廷从库房中提出总额达889000两的白银时，实存余额不足120万两〔25〕。1553年以后支出较少并不表明危机已经结束，而是表明太仓库已经没有可用资金了。

这些观察似乎有助于相信：16世纪50年代太仓库岁入银两曾达到500万两以上，然后又下降到不足400万两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