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7/48页）

那么，真的逝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她们，我粗略按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终身个人花费，吃穿全包括在内，四五千元人民币。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费算的。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费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币，约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了。

代与代相比，这不同令人愀然。

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她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有解放前幸运地达到小学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识女性，有军队转业加强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学生，小学直接升高中，不另设初中年级。高中毕业即可直接考大学。军队转业的女官兵，要么参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识分子，要么在革命队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达到了小学乃至中学文化程度。总之，都有文化，能读能写。

20世纪50年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凤毛麟角。

具有高中文化，无论男女，就算具有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当于“次高级”知识分子。

初中一毕业，急需文化人才的社会，便不再视这些人为学生，而以“小知识分子”看待。在这一点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为女性，社会尤厚爱之。

她们首先被各级党政机关和厅局处部门热情吸纳，或被各大工厂争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会直接下车间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前五年，时代舍不得“浪费”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当工人。最起码，分配她在科室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初高中毕业生直接下车间当工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五年开始的事，因为初高中生多了，时代文化职业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满足了。

以上这样一些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年龄大抵在20至35岁。她们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敬业态度可嘉，工作严谨负责，要求进步的思想真诚而又饱满。

她们中，第一类知识女性在第二类知识女性面前颇为谦恭。因为她们自觉拥有的是旧教育制度发的学业证书，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虚弱几分，岂敢与新中国发给了学业证书的知识女性逞强好胜地论资排辈？所以总是表现出甘愿向第二类知识女性虚心学习的样子。哪怕暗地里并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地一争高下。何况，新中国录用她们，她们便已有些受宠若惊了。她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绝对不敢走板，请示多，汇报多，传达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时候少。哪怕赋予她们某种权力，她们用起来也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错、挨批评。她们是一些夹紧尾巴做女人的知识女性。

第二类知识女性在第三类知识女性面前也颇为谦恭。她们的学业证书虽然是新中国发给的，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对方高一个档次甚至高两个档次，但她们没有对方受部队培养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干和经验。它们综合起来意味着可以独当一面，雷厉风行，果断坚决，敢议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张较少顾忌。这几点，每使第二类知识女性钦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类知识女性多么地崇敬，更是不消说了。第一类知识女性对第二类知识女性内心每有不服，但对第三类知识女性内心却是不存半点儿歧见的。所谓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