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第4/42页）

　　除了抗租之外，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并挟有草束，又复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闻，征税如故，西乡民相率哄县堂，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顷刻山积。阍者以大言吓之，几至激变”。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对于“刁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他更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江苏崇明老施二抗税事件报闻之后，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务获实犯奏闻。”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老施二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去。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不许对主动提出权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寸步这一原则的官府，竟然把顾尧年逮捕入狱。苏州百姓群情激愤，一起来到官府要求释放顾氏，官府却大加镇压，连续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报乾隆，奏折中的“聚众”二字令乾隆大为警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顾尧年等人因此被苏州官员杖毙于大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