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