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们

过去读书人家里常能看到渔樵闲话或松荫清隐之类的中堂,大大方方地挂在客厅里,昭示着房主人的某种崇尚或志趣。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的儒家社会,隐逸却得到世俗如此尊崇,确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隐士们几千年来享有荣誉,溢美之词充斥在历代文集。说他们“轻天下、细万物”,“玉辉冰洁,川亭岳峙”,“轻生重道,世间稀出”。在传记作者或崇拜者的笔下,他们德行纯粹,一尘不染;他们眼光高远,洞察世事;他们特立独行,淡泊潇洒,睥睨权贵,粪土王侯;他们穴居野外,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由于远离世俗,有关记载就比较简略,他们的事迹就有些恍兮惚兮。传说有人能参透生死,未卜先知,甚至说能“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这就有点非常人之可想象,可存而不论了。

隐与仕是相对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被作为官僚机器理所当然的人才来源之后。战国之前,世官世禄,平民没有途径入仕。及至后来读书才成为仕进之途,读书有成的人一般来说大大小小都能谋个官位。

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临下而不愿,可以吃俸禄而不吃,就有点不同寻常。

事实上,更多人的隐,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中国可供读书人选择的社会姿态非常有限。仕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挤的独木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入世观使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承担不起这副重担的。读书人的本性其实不适于做官。四书五经教给了他们一套看起来尽善尽美的大道理,而实际上却空疏无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他们眼界极高,能力极低。让这样一批人去和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千机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让他们去揣摸上司心事摆平各方土地,他们实在力不从心。让他们做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幸好还有一条途径是隐。

仕和隐这两种姿态都是漂亮的,出仕者对社会、对家族、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都算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而隐逸,则是立足于对以上名位利禄的不屑一顾(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立足于对功名利禄的副作用的清醒认识并且做出了防范(不管是真清醒还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论上讲,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有着许多光辉的典范事业,是归依在唯一能与儒教遥遥相峙的另一巍峨的文化高地——老庄之下的,因而是一种更为潇洒的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除了仕与隐,本也可以有其他现实的选择,比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比如潜心学术,比如潜心艺术,甚至可以去做师爷,做商贾。学术上或科学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往往换不来紫金鱼袋,换不来父母封诰,所以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读书人就往往放不下面皮。做这样的选择,需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障碍。那些跨过这道坎的,往往人格异常强健,他们是真正的杰出人士。

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人格标准的设定极高,人格范式的设计过于追求完美。一个人究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张扬到什么程度?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我,提高自我,改变自我?人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实现多大跨度的超越?这是人类面对的永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人做出了悲壮的英雄式的选择,无论儒道,都把天人合一的十足完美作为现世的标准,以此来要求自己。儒家的人格设计方案是内圣外王,即在内在精神方面,通过勤学苦修,认识天理,灭去人欲,达到或接近圣人的精神修养。圣人是什么状态呢?据说圣人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圣人得了天道,因此一举一动无不恰到好处,一言一行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样完善的内在的修养功夫施之于外物,就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就必须立德立功立言,澄清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