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十四（第2/6页）

别尔嘉耶夫在异国他乡继续研究他的哲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一直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说：“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特别使他痛苦的是：“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

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这无论对爱因斯坦本人，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1933年冬，安德烈·普宁因“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该奖最沉闷的一次颁奖仪式上，普宁以法国公民身份对着话筒说：“自诺贝尔奖成立以来，你们终于把这份奖颁给了一名流亡者。”

列宁去世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主张让列宁入土为安。但党作出决定，将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后，放进水晶棺里，供人参观。克鲁普斯卡娅最后一次走进列宁陵墓，孤身一人在水晶棺旁伫立良久，叹了一口气：“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可我已经老了……”

朋霍费尔同马丁·路德·金一样，也是甘地的追随者。“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被朋霍费尔当做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

1934年，霍克海默发表《黄昏》，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惶心境：“谁看到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视为克服非正义的尝试。即便出现失利，他仍怀抱希望。”

1934年，爱伦堡在巴黎的街道上遇到诗人巴尔蒙特，看到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诗人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诗人认出了爱伦堡，向他问好。爱伦堡回答说，他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诗人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爱伦堡撒谎说：“当然记得。”诗人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军人约瑟夫·毕苏斯基凭借他的精明强干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用他的铁腕加固国家机器，对外打败了强大的苏联红军，对内强化了波兰经济和工业实力。他被人称为“波兰的克伦威尔”。在他的统治下，波兰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1935年毕苏斯基病死，希特勒私下对亲信说：“波兰最可怕的人死了，从此这个国家不足为患了。”

西蒙娜·薇依曾坚定地认为：“历尽了数月的黑夜，我蓦然醒悟，并且永远相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理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有的真理王国。”面对现实，她又伤感地说：“只有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遥不可及时，我们才热爱它。”

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了“一部使用的大概是中世纪方法的恶魔的机器”，它干着自己的卑鄙龌龊的勾当，“以满足至少是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同时，布哈林也向“党的未来领导人”保证，他在最后的七年“与党没有丝毫的分歧”，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