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十四

高更自杀未遂后，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他说：“我打算在我死前画一幅宏伟的作品，我空前狂热，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月。”他想把自己梦幻中的一切画成一幅画。当他梦醒时，他觉得面对画幅“看到”了他所要画的整个构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托尔斯泰令人伤感之处，是他对自己民族怀有的矛盾情感，他说：“俄罗斯的母亲呀，你既贫穷又富饶，既伟大又渺小。”

托尔斯泰2岁丧母，9岁丧父，由他的姑姑塔蒂安娜抚养。姑姑对宗教的虔诚影响了托尔斯泰一生。孤寂的生活，使这位最具才智的作家时常陷入不可捉摸的玄思，沉湎于白日梦里。他跟朋友说：“你想不出我是多么孤独！”

罗丹的情人卡米尔在精神垮掉时，弟弟保罗是送她进疯人院的两个家属之一。保罗后来一直在反思：“我和我的家庭，是不是已经为我可怜的姐姐作了所有的努力？”终其一生，保罗都在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这个心结困扰着他，至死方休。

马克斯·韦伯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治评价说：“我觉得我们处在一群疯子的统治之下。”

在取缔立宪会议、对原来同“一战”壕的“孟什维克”动手以后，第二国际各派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东正教受到巨大冲击。吉洪诺夫大主教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只是暂时现象，他对这个政权公然表示蔑视。他后来被捕，写悔过书，反省自己的行为，被释放出来后他声明说：“教会承认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因为一切权力莫不是上帝所赋予的。教会为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而祈祷。”

十月革命后，阿赫玛托娃感叹说：“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20世纪？”

1921年，古米廖夫在彼得堡被秘密警察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高尔基凭着自己的名望奔走营救，扎米亚京在《回忆高尔基》里说道：“据高尔基说，他已在莫斯科得到保留古米廖夫性命的承诺，但彼得堡当局不知怎么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急忙立刻执行了判决。”高尔基被骗已经不止一次，他曾为营救几个出身王族的历史学家，找到列宁并从列宁那里得到书面保证，等到他赶去救人时，人已被处决了。

卡夫卡在36岁时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十分美妙。……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

音乐家马勒常说：“我是三重的无家之人。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

目睹科学界的争论和悲剧，普朗克发表了他那学术界熟知的“普朗克定律”。其表述如下：“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得益匪浅’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对普朗克来说，学术争论没有多少诱惑力，他认为它们不能产生什么新东西。

十月革命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洛斯基、舍斯托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天才演员夏里亚宾、莫茹欣，芭蕾舞明星巴甫洛娃，音乐巨匠拉赫马尼诺夫、斯特拉夫斯基，巡回画派领袖列宾，现代主义先锋康定斯基、马列维奇……都离开了俄国。1922年，女诗人、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妻子吉比乌斯在巴黎感叹道：“几乎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