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第十二

南丁格尔的誓言：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柴门霍夫年轻时被人们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们教育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但他发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等。他深受折磨，下定决心，“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卡内基大做慈善，散财有道。他在其《财富的原则》一书中提出：“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

维特倡导“改革”，其思想超出了他所代表的封建阶级。俄国是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自足自大、因循守旧，维特批评说：“大多数贵族从国家角度看是一群蜕化分子。他们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别无他图。”

一场大病夺去了海伦的视力和听力，她惊恐、战栗，并由此而脾气暴躁。沙莉文小姐的到来使她重新开始面对生命，成为她“再塑生命的人”，“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莉文老师”。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马歇尔曾说：“在这25年中，我投身于贫穷问题的研究……我所致力的……任何研究工作，很少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庇古也声称要用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在我们的贫穷和肮脏、富有的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在许多穷困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

奥斯特瓦尔德曾长时间隐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物质享受，而忽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那就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山林里深居简出，致力于古今哲理的探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皇室曾请他为德国的军火生产献计，他拒绝了，宁愿跟一般平民一样过着战时的艰苦生活。后来有人劝说他：“生为日耳曼人，怎能眼看日耳曼族被毁灭而不顾呢？”他迫不得已出山，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错。

作家托马斯·哈代曾说：“让每个人以自己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自己的哲学吧。”他又说：“一个人总得慷慨一点，才配受人感谢。”

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一天之内，《纽约时报》就收到了600多个打听消息的电话。在当日美国钢铁协会的年度会餐上，一位公司领导人作了即席祷告：“我正在惦念着一位美利坚的大男孩，他于昨日启程远赴巴黎，口袋里揣着一块三明治。愿上帝将他平安送到那里。”

桑代克有一种长者风范和大家气魄。他告诉马斯洛，对他的智商测验是195分。他坦率地对马斯洛说：“我劝你别再研究性行为了，但是，你有你的判断。如果我也不相信你的智商，还有谁能相信？所以，我想还是应该由你来独立思考。这样，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都将是最合适的。”桑代克还向马斯洛表示，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永久性职位，他愿意资助他一辈子。

1937年，劳厄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