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赋 税（上）（第5/7页）

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又《高季辅传》：季辅上封事五条，有云：“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菽粟虽贱，储蓄未多。特宜优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弥复优闲，须为差等，均其劳逸。”其言畿辅役重，足与戴胄之言相证。然《新书·来济传》言：高宗时，“山东役丁，岁别数万人”。又《食货志》：开元时，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则季辅所谓江南、河北优闲者，果安在也？《通鉴》：贞观十六年七月，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贞观号称太平，而犹如此，况于武、韦乱政之后哉？

差役之法，凡诸官吏，殆无不因以虐民。州郡虐民，所恃以正之者，使家也。然《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二月，“敕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敝，委转运使察访以闻”。又《李逊传》：逊为濠州，观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从。则使家反有迫州家以虐民者矣。令长虐民，所恃以正之者，州郡也。然《新书·何易于传》：为益阳令，刺史崔朴尝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则州郡反有迫令长以虐民者矣，甚者如武重规，为汴、郑二州刺史，未至而役人营缮，其无忌惮如此。见《外戚传》。甚有非关公事，亦加役使者。如李义府改葬祖父，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悉课丁车赴役，见《旧书·义府传》。而运输之事，尤为劳弊。运输以战时为最剧。如宪宗讨王承宗，配河南府馈运车四千两，房式时为尹，争之乃免，见《旧书·房琯传》。然其后讨蔡州，卒至京畿民户，牛皆馈军，多以驴耕焉，见《本纪》。玄宗时，天下输丁约四百万人，见《裴耀卿传》。又《王 传》：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此等犹借口于惟正之供，甚至有如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役至四十三万人者，见《新书·孔戣传》。其关系一地方者，则如《崔玄亮传》言：歙民山处，输租者苦之，玄亮迁歙州，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是也。要之交通不便之时，运输实税收中之重负也。其能稍纾民力者，则一为以军代民，此事唐以前尚罕行。《旧书·敬宗纪》：宝历二年（826年），以诸军丁夫二万人入内穿池、修殿。《文宗纪》：大和九年（835年），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此特于民之外，又役及于兵耳，非必计省民力也。自宋以后，以军代民役之事乃多。养兵徒以给役，固为无谓，然养兵不用，而又苦役其民，则更恶矣。故宋之以兵代民役，亦为彼善于此也。若迳由官漕转，不以烦民，则非善理财如刘晏者，莫能为也。《新书·晏传》：旧吏推明其功。陈谏著论，以为“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免役之道，首为列名士籍，次则厕身行伍，又次则商贩、僧道、色役，《旧书·本纪》：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中书门下请裁官之奏曰：“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言之可谓痛切，而独不及士人，此所谓目能见千里而不自见其睫，其实以免役论，宦学终为其一大端也。《隋书·儒林传》：王孝籍，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又《新书·隐逸传》：张志和，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此皆特异之事。《传》又云：白履忠，开元十年（722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