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钱 币（上）（第3/9页）

《旧书·食货志》又云：“乾元元年七月，诏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新志》云：径一寸，每缗重十斤。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斤成贯。《新志》云：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十二斤。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本纪》事在九月，云：以二十二斤成贯。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米斗七千，若抬价五十倍，则实价为百四十。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像，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榜死者八百余人。人益无聊矣。《新志》云：先是诸炉铸钱窳薄，镕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皆铸为私钱。犯者杖死。叔清盖援是例。上元元年（760年），诏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进止。七月，敕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至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三。盖去开元钱抬价？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观此，知官铸重棱，亦有大小之别。其小者实直且不及乾元钱，并不如私铸重棱大钱之大也。《本纪》：乾元大小钱并一当一在五月丙戌。《新志》云：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则前者除本计在癸未，连本计在甲申也。《旧志》载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如闻官铸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则是时小钱见毁者颇多。《新志》云：“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又云：“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又云：“德宗时，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盖一时主计之臣，无论顺逆，无不思借铸造为铸款之策者？其极，则转使小钱毁失而已。德宗立，行两税，须钱益多，钱价遂日贵，终至不得不兼用实物。

《新书·食货志》云：“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谬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帝以问宰相陆贽。贽请厘革其甚害者。税物估价，宜视月平。物价旬各有估，见上节。此所云者，盖谓校三旬之估而取其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国朝著令，税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今两税估资产为差，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所司覆初定两税之岁绢匹定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贽此疏，《通鉴》系贞元十年（796年）。十二年（794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新书·食货志》。《权德舆传》：德舆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上陈阙政，言“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旧，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初”。情势如此，法遂不得不变。二十年（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用。《新书·食货志》。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旧书·食货志》。其时李翱条兴复太平，又请改税法，不督钱而责布帛。《新书·本传》。然朝廷之所行者，则仅制留州送使之入，一准公估而已，见上节。终未能旷然大变赋税之法也。而因禁钱流通之故，又引起轩然一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