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第2/12页）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他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书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

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僚队伍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样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仅仅限于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才能达到保送资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抚，尚书用为总督等等。

但是，对于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刚开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还是局限于京城各衙门内部之间互相调剂，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只能在京城各衙门里混饭吃。

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帝的观点是：“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京官的态度，那就是京官应该做官员的表率，做地方官员的榜样。

随着执政者态度的转变，国家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地方的七品知县可以调迁为京官里的七品主事，将地方才品兼优的官员调任京城任职。

另外在官员的选用上，京官与外官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是处于一种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虽然在能力上有着高下之分，但有一项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习之法度”，也就是他们必须是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而外官则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门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要求他们熟知民情，是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那些能够独当一面、独立解决问题的地方官要比京官更为难得。所以，在对内外官员选用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主管铨选的吏部，还是把握用人大权的皇帝，往往都没有拘泥于制度上的条条框框。

就官僚制度而言，那些身处不同衙门里的官员往往会面临不同的升迁际遇。凡是经过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升迁资格的候补官员都要到吏部听候铨选。吏、礼二部的司员，除了进士可以授主事、参加国家特考的贡生可以授小京官外，其余都是由举人、贡生和监生花钱捐纳入官。另外吏部在掣签选官的时候，也不得将吏、礼二部纳入其中。

这里所谓的掣签选官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创立的选官制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以竹签预写所选机构地区及姓名等，打乱后置入筒中，遇上朝廷选用官员，皆由选人自掣，有点撞大运的成分。清朝沿用此制，外省官员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