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结

官家集团内部有先做官后做文人的，这种情况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的，却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适应力强的文人，做官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他们将自己的文骨狠狠地甩掉，天亮后重新出发，混迹于官场；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像换了个人似的，将权力视为膜拜的图腾，将官家利益视为个人命途。他们将官场作为文人唱和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曾经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说到游戏，那么任何游戏都回有它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怎样的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所接纳，否则就会有被排挤出局的危险。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彼岸。

在这里，我就拿出屈原和司马相如这两个文人特例来说道说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它曾经像水面下的莲藕一样悄悄萌芽生长，不被世人所察觉，但却又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屈原情结，每个官家文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种情结。

屈原二十二岁起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干的是高级秘书的活儿，当时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由于屈原与楚王是同宗一脉，体内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当时贵族中最牛的要数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他们这一宗是三大家之一，所以他曾做过“三闾大夫”。作为“三大天王”的其中一支，屈原在当时来说拥有足够让他骄傲的资本。二十二岁就在中央核心部门占据重要位置，可谓前途无量。

除了天生的贵族命，屈原的才华完全够得上是光芒万丈。综合史料，我们会得出屈原的这样一组形象：喜欢戴高帽、佩长剑，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好，最主要的是他有洞察政治兴衰变化的眼光，而且能言善辩。正因为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他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将中央出台的一些制度性文件都交给他起草，推行变法之事。在这之前楚国已经有了吴起变法的先例，刚刚主政的楚怀王也想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他全力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想法固然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这时候楚国的政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贵族重臣的手中，屈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了保持个人既得利益，这些人很自然地联起手来反对变法。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眼红的历史，一个人红，就会有一百个人琢磨着怎么把你抹黑。与屈原官位相仿的上官大夫见屈原年纪轻轻就得到一把手的重用，便产生了羡慕嫉妒恨，想和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害怕变法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就想先审查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当然没有同意。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挑拨离间，楚怀王听信了谗言，也就慢慢疏远了屈原。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古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永远是利益。那么屈原为什么做官？答案也当然逃不开利益二字。不过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官家的正统利益。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的思想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甚至有可能是君重于国。他先是遭楚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老先生仍然抱着一颗“九死而未悔”的决绝之心，就像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除了收获内心的痛苦还是痛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权力结构的变革，西周以来由官家倡导的传统政教正在失去市场。面对这种失衡的社会变革，“士”这一阶层也正在由无条件地奉行官家那一套逐步走向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直接叫板；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精英分子们的心头之志。对于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先需要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在宗族圈内，并欣然接受了这种圈里圈外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