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结（第4/5页）

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一批又一批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想要进入官场，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参加科举考试成了他们人生的必由之路。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经史子集为官场输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投身其中，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去玩这种折腾读书人的高级游戏。

在抗拒官家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权力通道也被开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如果说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么“终南捷径”只能算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千万人挤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成功率太低，这时候“终南捷径”就对文人学士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司马相如的成功除去个人的才华，还有一点被人忽视，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个实力只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说他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巨富，他也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家的余粮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司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帮助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只希望有朝一日司马相如能够出人头地，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耀。

在封建时代，整个家族有时候会将全部力量当作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这在当时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司马相如由此做了訾郎，这个官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是通假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出司马相如这个郎中，说白了就是站在皇帝办公的宫殿走廊里听使唤的一个小官，随叫随到。在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作为一个郎官，虽然是侍奉在皇帝身边，但他的职责就是整天训练马匹，供皇帝跃马驰骋，这和他所擅长的文学专业完全不对口；皇帝狩猎的时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寻找狩猎的目标，以便让皇帝能够百发百中，彰显其天赋的胆识和武功。这样一个整天和牲畜野兽打交道的武骑常侍，对于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的司马相如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正是在这种痛苦心理的驱使下，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与梁孝王身边的说客邹阳、枚乘一见如故，随后假托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这个皇帝身边的官职，跑到梁孝王那里做了一名混吃混喝的食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作为食客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能够和邹阳、枚乘等文人整天赏花赏月厮混一处，也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一群文人泡在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倒也过得逍遥快活。也就在这个时期，司马相如写出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子虚赋》。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并没过多久，梁孝王就死在了自己的封地，梁地也随之被瓜分为五个小国，分封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司马相如也就此结束了让他恋恋不舍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一个文人的创业之旅。

司马相如回到家乡面对着的是家徒四壁，官场走一遭，又做了几年的食客却还是一无所有。此情此景，可以说是西汉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实写照。按照司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计算，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男人。古人讲究三十而立，三十五岁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时候，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结交的朋友王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吉，人如其名，为司马相如带来的是大吉大利的人生。他不仅协助司马相如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还动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司马相如在仕途上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