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第2/7页）

纳粹历史中有一项遗迹无法轻易除去，这就是关于莫扎特之死的阴谋论。此论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玛蒂尔德·鲁登道夫最为积极的推广，她后来被戈培尔下令禁言；在战后则被一个存活于联邦德国的极右组织复活。20年后，约翰内斯·达尔肖（Johannes Dalchow）、迪特·凯尔纳（Dieter Kerner）和贡特·杜达（Gunther Duda）将这一传说变得板上钉钉般确凿。[571]这三人都有医学背景。在接下去的40年中，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选题，出版了大量成果。和玛蒂尔德·鲁登道夫不同，达尔肖、凯尔纳和杜达以高度复杂的科学探索来研究莫扎特之死。然而，三人都是德国上帝知识联盟（Bund für Deutsche Gotterkenntnis）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37年，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成为非法组织，后于1951年重新成立，其目标是传播鲁登道夫的种族和宗教论。这三位始终致力于为她的观点——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毒死的——添砖加瓦。[572]关心莫扎特身体状况的主流音乐学家一直在仔细审查他们的作品，但始终对他们的论证保持怀疑。对他们的作品做出最详细评价的是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993年的《莫扎特诸迷思》（The Mozart Myths）一书。斯塔福德虽赞赏三位对原始素材和二级素材的彻底评估，但称他们对素材的审视“相当不诚实，有违学术规范”。[573]虽然这样的批评减小了他们的影响力，但他们坚持深入研究自己理念的意志让人不安，也提出一个困扰人的问题：新纳粹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在冲击着德国战后的莫扎特研究？

其他作者对莫扎特的书写要灵活得多，他们愿意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由此，一部分借莫扎特年庆典之机、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在战后通过恰当的修订而延长了生命力。其中之一就是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的莫扎特传记研究。鲍姆加特纳此书第一版完成于1927年，随后经过扩充，于1940年在柏林出版了第二版。战后，他再次修订此书，于1950年推出新版。[574]

鲍姆加特纳虽然难以算作纳粹政权的支持者，1938年被解除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院长职务，但他在1940年出版的莫扎特传还是反映出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代气息。1950年版修正了这种姿态。马蒂亚斯·帕佩（Matthias Pape）挑出1940年和1950年两版中的一些段落，特别能够揭示莫扎特形象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战后版除去了描写莫扎特爱国情结、对德意志灵魂格外认同的姿态鲜明的话语。例如，在1940年版第44页，鲍姆加特纳说，莫扎特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始终是“为德意志民族增光添彩”（引用他1778年5月1日给父亲的信）；而在1950年版第27页，这段话被改成莫扎特只是不时会受到这种炽热志向的感染。类似地，在1940年版第45页，鲍姆加特纳写道：“莫扎特的德意志性反映出他振奋地意识到不受国界约束的德意志精神的强大力量。”在1950年版第28页，这句话被改成“莫扎特的爱国主义反映出他人性地意识到不受国界约束的日耳曼精神的强大力量”。帕佩引述的两版之间的其他区别，包括一些因某些语句具有特定含义而在1950年版中被删除的段落。在1940年版的第421页，鲍姆加特纳写道：“曼海姆的回忆深深地感动了这个德意志灵魂。在哀叹时势艰难时，他的悲伤转化成一种高贵的人民意识（edlen Volkbewußtseins）的纯粹动力。”但在1950年版第334页，这句话被换成很短的一句，即“曼海姆的记忆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把关于莫扎特“德意志灵魂”的话以及该段其他内容都删掉了。[575]

战后的莫扎特流散群体：和解与抗争

第三帝国期间附会于莫扎特音乐上的那些令人不适的诠释得到迅速压制，而占领势力又带来较为开明的氛围；这无疑让莫扎特流散群体的一部分人更容易和驱逐了他们的国家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一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故国重新建立联系，指挥家弗里茨·布什1951年接受了西德的指挥职位，制作人卡尔·埃伯特1954年在柏林重任剧院经理一职。布鲁诺·瓦尔特在1948年5月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深情地重续前缘，次年在战后的萨尔茨堡音乐节首度亮相，指挥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和马勒的《大地之歌》。四年后的1956年是莫扎特诞辰200周年，他重访萨尔茨堡，在告别音乐会中指挥了莫扎特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