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

《唐·乔万尼》序曲最后几个音消逝了。音乐厅掌声雷动。这其实不是他最喜欢的音乐——莫扎特太甜美，太细致，太轻巧。但莫扎特是和布拉格相联系的，鲁道夫宫的开幕，没有别的音乐更合适了……莫扎特仍然是德国音乐，即便它充满共济会和只有上帝知道的其他东西；而这说到底也是一个德国音乐厅，会持续响起更多德国音乐。捷克的政治家不会再打开他们的脏嘴了。

——耶日·魏尔（Jiří Weil）[456]

莫扎特的作品除了被用来在后方提振民心以外，也服务于德国在占领区开展文化扩张主义的目的。把莫扎特用于这种目的的方式，则依被占区所属的国家或地区而定。例如，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莫扎特的作品被用来鼓吹德国文化霸权。在苏台德地区，这一点相对来说直截了当。但在布拉格，莫扎特则同时服务于统治的德国当局和被统治的捷克人民。纳粹似乎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允许德国治下的捷克音乐家和受聘于德国开设的音乐机构的音乐家演奏莫扎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的秘书卡尔·赫曼·法兰克（Karl Hermann Frank）在1940年8月发给希特勒的备忘录中申明了这一立场。他建议说，尽管捷克人在种族上是日耳曼人的劣等亲戚，但随着时间消逝，他们可以被“日耳曼化”。因此，在捷克人中推广莫扎特会成为良好的历史范例，以显示占领者能够塑造文化和智识生活。[457]

在东北方的德占波兰，音乐生活被彻底摧毁。纳粹采取了严酷得多的文化策略。纳粹认为波兰人在人种上劣于其东欧邻居，因此禁止波兰人在莫扎特庆典中担任任何有意义的职位，只能在由总督汉斯·法郎克（Hans Frank）建立的乐团里当杂役。

在西方的德占区，莫扎特被用来扮演略有不同的角色。纳粹强调的是当权者和被占国音乐界的“顺民”要能实现积极合作。资金充裕的宣传机器开动了，莫扎特一方面被当成疗伤工具，另一方面被强调为双方共享的价值和共同的目标，以期创造出和解的氛围。达到这一政策最有效的机构是1940年在一些城市建立的德国学院（German Institute）。这些学院要不动声色地满足被占国的需求，同时始终显示德国人的文化优越性。法国的德国学院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活动。他们通力协作，拉拢知识精英，以期其他人能效仿受教育阶层。[458]

莫扎特也作为一个象征，被用在和盟友外交时。这是本章将简要考察的第三个方面。这方面，此前在论述1939年萨尔茨堡音乐节有关轴心国的节目和人事构成时就提到了。这种公然展示团结的做法在后续的文化活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期间最为显著。一个庞大的国际代表团出席这样的活动，被视为他们在战争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予以支持的明确表现。大多数与会国家对德国人的好客予以回报，在本国也举办了莫扎特年庆典活动。但是，德国的盟友并未全心全意地接受纳粹对作曲家形象的构建。

“我的布拉格人民理解我”——布拉格，第三个莫扎特城市

莫扎特和布拉格人民互相敬仰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已有充分记述，至今仍是这个城市格外骄傲的一点。1787年1月17日，莫扎特在国会剧院（Estates Theater）观赏了《费加罗的婚礼》，演出非常成功，作曲家被赞美声淹没。在他起身接受喝彩时，他说了这句话：“我的布拉格人民理解我。”——这句话就此刻进这座城市的文化史。[459]同年，莫扎特和达·蓬特获得委约，专门为布拉格创作《唐·乔万尼》。该剧于1787年10月世界首演，其成功不亚于《费加罗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