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5/12页）

爱因斯坦在1938年有一篇关于莫扎特的文章，虽然鲜有人知，但因其所在的刊物而值得加以讨论。1937年9月，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和作家康拉德·法尔克（Konrad Falke）创办了反法西斯期刊《标准与价值》（Mass und Wert）。该刊在苏黎世出版，副标题为“自由德意志文化双月刊”（Zweimonatsschrift für freie deutsche Kultur）。创刊号刊发了托马斯·曼的小说《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的片段。曼在创刊号点明了自己的目的，即这份刊物旨在推出讨论严肃文化话题但不受政治教条玷污的文章。虽然《标准与价值》的创刊号并未涉及音乐，我们应该注意到，曼本人那篇关于“理查德·瓦格纳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富有争议的著名演讲就发表在1938年一、二月发行的第三期。在1938年三、四月发行的第四期里，爱因斯坦贡献了一篇11页长的文章，题为《莫扎特与人性》（Mozart und die Humanität）。同期还有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和马克西米连·贝克（Maximilian Beck）的文章。

《标准与价值》面向文化上开明的读者，这让爱因斯坦能够比在专业音乐刊物上更广泛地表达他对莫扎特的思考。因此，文章较详细地讨论了莫扎特和犹太人及共济会的关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种关系在歌剧《魔笛》中达到了最高形式的人性表达。爱因斯坦总体上并未直接讨论当时纳粹正在德国推进的对莫扎特的歪曲，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谈到纳粹以种族原因批判剧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

莫扎特和他之后150年里的任何人都不在乎这个聪明的诗人是不是犹太人。但若一个国家如此僵化而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世界观，它就必须前后一致，于是就因为剧本作者而排斥、放弃了这三部歌剧。因此，这个国家目前竟还没有对贝多芬下同样的毒手，真可谓理论失误、直觉不足。贝多芬的《菲岱里奥》、交响曲、四重奏、奏鸣曲可都是闪耀着人性的作品和创作行为。[337]

考虑到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沉浸莫扎特之深，他又坚信莫扎特是所有伟大音乐家中唯一“真正明示出普世性”的，那么，他以书籍的形式检验、整理自己关于莫扎特的想法，就只是时间问题。[338]1938年，居住在意大利时，他其实还收到过一家意大利出版商的邀约，请他写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专著，但因为意大利当时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他拒绝了这个建议。[339]但一到美国，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的委约，他就能够将这个项目付诸实施。其成果是一部名为《莫扎特：其人，其乐》（Mozart：His Character, His Work）的研究。书由一系列文章构成，而不是更传统的对生平和作品的通览，于1944年完成，次年出版，至今仍是关于这位作曲家的著作中最清晰而富于启发的一部，在之后60年的时间里得以广泛传播。[340]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拓展了他在给《标准与价值》的文章里谈到的“人文主义”作曲家主题。他在序言中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事无巨细地重述莫扎特的生平”，而是“尽我所能地对他的性格、对给予他决定性影响的人和事件描绘出清晰的画面”。同样，他讨论莫扎特的作品，“也不是描述，而是以它们的时代并尽可能地以我们和它们的关系为视角进行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把自己的作品置于近期莫扎特文献中的语境中时，爱因斯坦没有提及任何德奥学者的著作；相反，他特别说到自己受惠于法国学者泰奥多尔·德·维泽瓦（Théodor de Wyzewa）和乔治·德·圣福瓦（Georges de Saint-Foix）的著作。[341]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中，“爱国主义和教育”一章包含了看起来和纳粹立场针锋相对的段落。纳粹认为莫扎特卷入政治颇深，并明确持德国爱国主义立场。爱因斯坦在前四页质疑了这一说法。他开篇第一句就认为“莫扎特对政治不感兴趣”，毫不避讳地挑战那些在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地把莫扎特政治化的人。根据爱因斯坦的叙述，莫扎特没有一丝奴颜婢膝，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人士”，他对任何统治者和赞助人都不卑不亢，也不依附。[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