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对立”（第4/12页）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依赖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苏维埃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166]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赤白对立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关系。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福建漳州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167]国民党方面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江西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168]对此，何应钦曾报告，该地“民情最为强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损甚大，视为赣南赤区最大障碍。卒因种种诡谋软化各区，仍不敢用高压手段，而赖村圩、汾坑圩、马鞍石等处至今尚守寨不屈。即被击破之村圩，多数民众仍持怀报复之心，是以我军一到，良民大半归来，热烈欢迎”。[169]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如福建漳州民团“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170]1933年第五次“围剿”前夕出任国民党泰和县长的帅学富回忆，他在组织由苏区逃出的难民到苏区抢劫时公然声称：

你们挑选年富力强壮丁，手持梭标，身背匾担，跟在我保卫团后面前进，俟我打进匪区村落后，由你们抢劫，见牛牵牛，见谷挑谷，可是抢来任何物资，不准私藏己有，都由你们委员会，作公正合理的配给每一个难民享受，得来枪支，亦交你们义勇队使用……从此我这个县长，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了。[171]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文已经谈到的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过火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