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扩红与开小差

和群众的逃跑相应，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开小差成为困扰红军的重大问题。这一状况的出现，本身应为苏区一系列问题反映在红军中的结果，其对红军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大。

战争环境下，虽然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组织保证了红军旺盛的战斗力和团结精神，但开小差的现象在各个阶段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初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起伏，队伍中开小差的比率起落不定。苏区巩固后，严重的开小差问题则主要由大规模扩大红军引起。早在1930年底，毛泽东在吉水东塘调查时就注意到：“本乡先后共去了七十九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91]扩红已经不能保证完全自愿。而且，“好些新兵到了分派到各师团去施队时，他们才知道是要他们当红军”。[92]由于参军本非完全自愿，开小差也就很难避免。1931年底，红三军团第三师发现：“特务一连长、师部副官参谋、传令排长是党员，开小差走了。”[93]不过，这一时期，无论是扩红中的强迫还是开小差，都还只是个别现象，尚处可控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苏区兵员需求越来越大，扩红的困难也在加重，邓颖超写下其参加扩红会议的亲身经历：

征求党员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94]

大规模扩红虽然有反“围剿”战争客观需要的成分，但当时也有人指出，由于苏区人力有限，合理调配人力十分重要。1933年初，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曾提出：“机械的规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强调：“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95]这应该说是针对苏区实际并集数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之谈。

苏区民众具有浓厚的宗族、乡土意识，参加地方武装、在家乡保卫自己，许多人十分积极，但离开家乡参加红军，却被不少人视为畏途。萧克回忆：“农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枪，也只愿意在本地活动，不愿远出，也不大愿当大红军，大概这就是所谓‘土共’（敌人报纸轻视地方党员和农军的贬词，我们有时也诙谐地借用）的特点。”[96]萧克的说法在当年的报告中得到证实：“一般农民乃至一般党员若叫他在本地当赤色队，打团匪土匪，他为着保护自己还很勇敢，一说到调他当红军，他就不愿意。”非常明显反映这种地方意识的是：“他们的逃跑关系红军的出发地，例如红军长汀打仗，永定籍的红军就逃跑。”[97]固然苏维埃政权应该尽力宣传打破地方观念，但一定时期内对现有事实的承认也是制定政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正如罗明指出的：

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它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红军……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98]

不片面地追求主力红军的扩大，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地尽可能地增加苏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这是当时苏区人力、物力资源十分有限背景下相对有利的选择。当时报道反映：福建宁化“曹坊群众自动要求加入游击队打里田、四堡的反动派；中沙群众要求加入游击队打水西、安远司反动派，巩固中沙政权。而区委的同志不能抓紧群众的要求来解决这个问题，再进行各方面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只是很死板的‘到模范团去’，所以中沙的动员用欺骗的办法，结果到了宁化城完全开了小差，反而阻碍了扩大红军”。[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