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扩红与开小差（第2/4页）

在看到罗明的地方性视野有其成立基础的同时，还应指出，扩大主力红军终究是红军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主力红军的建设，仅仅愿在家门口作战的武装难逃乌合之众之讥。因此，中共中央对罗明建议的拒绝乃至批判虽失之褊狭，但不能认为罗明的方案就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问题的核心不在其他，关键还是巨大的兵员需求和紧缺的人力供给之间的落差，而这又是由战争的严酷性所决定的。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苏区突击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100]超常规模的扩大红军，伴随的是普遍的强迫，苏区各地都存在“‘开大会选举’、‘乡苏下条子’、‘以没收土地恐吓’、‘指派’、‘拈阄’、‘受训练或守犯人’、‘前方不好可以请假’、‘以电筒干粮袋□子’……等方法来强迫、命令、欺骗、引诱、收买群众去扩大红军”。[101]其结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开小差问题。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到2500人，经过强制突击并枪决、捕捉部分屡次逃跑者后仍有八九百人。[102]据红军总政治部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103]新战士到部队后的情况也不乐观：“一军团补充师在十二月份二十天内，共逃亡一三八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十，洗刷的老弱与阶级异己分子十二名。三军团补充师从八月到十二月份上半月共逃亡八七九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十五，洗刷的老弱残废六九七名，阶级异己分子九名，占百分之十二。五军团补充师从九月到十一月份共逃亡七八八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廿五。”[104]

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一是在报名和集中过程中就有大批开小差的：“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公略动员2400多人参军，结果中途开小差的就有千人。“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人。”[105]1934年5～7月，第一补充师逃跑317人，第二补充师逃跑44人，第三补充师逃跑265人。[106]二是集中到部队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开小差。1934年9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因逃亡、生病减员达1800余人，几乎占到该部总人数的1/3。红一军团在1934年7月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计，逃跑的也“达二百余人”。[107]三是反复开小差情况严重。福建上杭才溪区的共青团员王佳，“在红军中逃跑了五次，也做了五次的新战士”。瑞金黄安区有一个人先后开小差六次，后又被征召，且被任命为排长，“几乎把一排新战士都断送在他手上”。[108]四是军官和老兵也加入逃跑行列：

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109]

正规红军出现开小差同时，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现多起地方武装逃跑反水事件：“于都整个一排人的叛变当靖匪；宜黄独立团一连政委领导三个士兵叛变投白军；乐安独立团三十一个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队里去；会昌独立团……有一连整个在连长政委领导之下，企图投到广东去当土匪；宁都城市的赤卫军里面大批流氓靖卫团的重要分子，混在里面被反革命领导暴动，包围县苏，布置罢市，缴东门外少先队的枪。”[110]“宜乐黄陂新游击队排长政委于十二月廿一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111]由于开小差者人数众多，对其开展工作也相当困难，龙岩、瑞金等地“都有开小差的同志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洛口“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