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第3/14页）

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各地高定成分现象相当突出，不仅是中农，甚至贫农、工人也被作为打击对象：“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还有一个工人被打成土豪的”。[208]任职于保卫局的童小鹏回忆，其“家庭出身是贫农，但一九三三年因‘左’倾错误政策错打成地主、富农，后虽经纠正，但父兄因流离而死亡”。[209]随意拔高成分的情状，正如于都河丰区委组织部长抱怨的：“工作团是私打地主，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210]

查田运动开展后的三个月内，中央苏区查出所谓的漏划地主6988户、富农6638户。其中，瑞金6～7月间查出地主608户，富农669户，收回土地60591担。石城共查出地主94户、富农179户，收回冒充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的土地11200多亩；查出混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所谓地主23人、富农31人、反革命5人。[211]这些被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为查田运动的成果，也由此证明查田运动的必要性。但是细细检证这些成果，却未必那么经得起推敲。

根据毛泽东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所做多次调查，当时人均拥有6～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212]实际生活相当于中农的水平。但在查田运动中，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需租进田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定为地主。[213]以1933年7、8、9三个月中央苏区查出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土地317539担计，[214]由于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这实际即为新查出地主的全部土地及富农多余土地之和。以两个数字相衡量，考虑到其他因素，这些所谓的地主每家拥有土地平均约30余担，人均拥地不足10担，仅在温饱线上。同一时期，公略县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215]新查出的地主家庭每人平均占地也只有10担左右。在这些人中，不乏丧失劳力或因各种原因被迫请人耕种，结果被定为地主者，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而被定为地主者。福建汀州在查田运动中就有没收“工人、雇农、红军家属财产”[216]的情况。有些地区确定成分时，“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份。三种剥削的叫做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做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人劳动，总之他就是地主了。”[217]湘赣省“有一个贫农，查成分查了人家七代，结果被错划为地主”。[218]

衡诸常理，以中共强大的组织力，加上武装力量的直接推动和介入，在苏维埃革命展开数年后，苏区仍然会存在相当强大的地主富农势力，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陆续进入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而言，这样的判断并不突兀，作为年轻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苏区人民的现实状况难以使他们满意。虽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但由于革命、战争、灾害及农村社会客观状况多方面的因素，1930～1932年，苏区生产出现下降局面，农民贫穷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这显然是相信革命可以立竿见影的理想主义者们难以接受的，因此，认为地主豪绅“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就其思考逻辑而言确也顺理成章，而且，解决的办法必然是要加紧对地主、富农的打击，“使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21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并不是在查田运动中最后一次出现，抗战胜利后中共重新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时，在许多地区这样的判断又一次集中显现。查三代、查“封建尾巴”，打击中农，许多现象几乎就是1930年代历史的重演，韩丁即认为“可以和三十年代的过火行为相比”，而这又恰恰发生在中共集中批判苏维埃革命时期“左”的错误仅仅数年之后。韩丁以自己在潞城张庄的实际经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观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