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

资源匮乏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难题同时，更造成财政严重紧张。苏维埃初期，在苏区内乃至赤白边境地区打土豪，既是红军的政治任务，也为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便捷渠道，红军常有“筹款部队专门负筹款责任”。[152]经由此，中央苏区财政状况一度相当不错，甚至可以给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财政支持。193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谈到中共情况时说：“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10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1.5万墨西哥元的黄金。”[153]1932年1月，赣东北苏区在自身财政已遇到困难时，仍响应中共中央“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先后给中共中央送去纯金条350两。[154]不过，这种非常态的收入毕竟不具可持续性，虽然打土豪一直是苏区收入中的重要部分，1934年江西省苏维埃还报告：“今年一月份以来，四十天内，全中央区筹款二十五万元。”[155]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压迫，打土豪越来越困难，其在苏区财政中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红军壮大时期，攻打财富集中的城市是苏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32年5月，周恩来等在解释攻打漳州的行动时谈道：

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在朋外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156]

李德在1933年初的报告中则提到红军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钱款被运出”。他解释道：“中央军团甚至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专门指示，进行这种实际上的游击行动。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157]然而，随着国民党军战线紧密，实力厚增，这一方法到苏区时代后期事实上不再可行。

通过打击对立面以得到财政支持做法难以为继后，为保持政权的顺利运转，财政对民众的依赖不得不日渐增强。1932年，可以获得较为确切资料的几个苏区县的征税状况是：永丰9个区102711人规定的土地税为46396元，[158]人均0.452元。于都全县土地税额为人均77000多元，[159]该县当时人口约数19.1万，人均0.403元。胜利县人口15.33余万，胜利县土地税到当年12月已收款42416元，未收款11233元，另收税谷1300多担，[160]以每担谷5元计，谷价6500元，总计该县税额为60149元，人均0.392元。会昌1932年12月收到当年土地税57691元，占十分之六强。[161]以此计算当年该县土地税额应为95000元左右，除以该县215000余的人口数，人均0.442元。从这几个有相对确切数据的县份看，1932年苏区土地税额大致为人均0.4～0.45元。和苏区之外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比，单纯从田赋看，苏区征收比例并不低，不过，苏区在土地税之外，其他负担较轻，1933年，建宁每月收取营业税、烟酒屠宰税、进出口税共计800元，租款480元，以年计共15360元，[162]按建宁5万人左右人口推算，人均合0.3元。两者相加，就是苏区人民的所有常规负担，由于无须承担各种各样的地方附加和摊派，从总量上看，和国民政府区域人均1元以上的税赋负担比，苏区人民负担有较大减轻。

然而，随着军事紧张、资源消耗加剧，苏区人民在资源紧缺背景下，为支持战争、维护苏区不得不承受更大压力，付出巨大牺牲。这一局面的出现不应简单视作政策错误，而是客观环境使然。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第三期则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300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5元算，总值近500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到200万人左右，人均实际担负两元多，加上其他支出，苏区民众人均负担已超过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