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和防御原则（第3/8页）

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屡战不利，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共开始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列入议事日程，此后中共的作战方针某种程度上就是为这一全局性计划的实施争取时间了，被动防御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作战的主流。期间，红军曾经策动过以“六路防御”对付“六路进攻”，将顽强防御作为阻止国民党军迅速深入苏区的唯一办法。即使考虑到红军战略转移争取时间的需要，这种战略指导仍然显得过于呆板，失却了此前红军机动灵活的特点，这应该和连续失败严重打击中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挥部信心不无关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个人军事专权严重，对发挥指挥员能动性注意不够，经常根据不准确的情报遥制前方战事，更带来了红军作战上的困难。彭德怀后来谈道，当时指挥部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101]。广昌战役前，他已就此坦率提出意见：

在我们历次战役中，感觉着我们战略决心的迟疑。战略战术的机动，还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失掉了许多先机，使应得的胜利，推迟下去，或使某一战役变成流产。而在战术上企图挽救过时的战略动作，结果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下级的机动，变成机械的执行。（对）每一分钟的敌情变化和某地带地形的特点，不能灵活机断专行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这一方面，应拿许多适当例子来发扬指挥员的机动，加强其战术的修养；另一方面，每一次战斗，应给予其总的任务和各个的任务，不宜限制他执行的机动。[102]

彭德怀的意见，可以从当时红军前线指挥员的亲身感受中得到印证。陈伯钧日记记载，在广昌南作战中，军委“判断敌人要南进，必须先攻占鸡公脑（这是照军委发下之地图），所以部署重新变更……这一部署主要是侧重鸡公脑，但实地的鸡公脑与地图上不合……给军团首长一报告，估计敌人不会绕攻鸡公脑，但军委因按错误的地形图指导作战，所以有此决心”。[103]这些，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红军战斗力的发挥。

不过，正是彭德怀，在高虎脑战斗后曾提出过另外一种想法，给我们理解那次战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他谈道：

敌人战术因其不愿意脱离堡垒之故，（一）不愿意行较大的翼侧机动而只以纵深梯列的向正面迅速强攻，因其从我侧翼迂回又必须先向翼侧筑垒，这样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时间，对于我们终是有利的；（二）不愿远离堡垒施行追击，即战场追击亦很少，只要夺取了某个目标后，立即筑垒修路，这样使每进攻一次须得停顿三天、五天，有时半月，因为如此便给了我们在纵深地带上有新的筑阵地的可能，这次战斗敌人攻占不到三个启罗米达的水平距离，共费三天的时间（二次跃进与两天剧战），炮弹约二千发，投弹三百枚，小枪小弹总数十倍于我，死伤兵员约三千，只团长一级的上级军官就有五个，但我们仍在他的前面构筑了新的阵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

守备部队向来是我们用较脆弱的兵团来担任的，而精干的兵团都用于突击的方向，因此将乐、泰宁的失守，东华山的失守，广昌及广昌以北地区诸要点的失守，大寨脑的失守，都使我们突击未成而支点已失，结果突击计划形成泡影，有时可能遭受意外的打击（如东华山）……但太阳嶂、马鞍寨、高虎脑，因为守备队是从基干兵团内发出来的，虽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坚强防御，所以在扼守某些决定胜负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务关系上，应该得到教训，高脚岭与高虎脑也是这个战斗中的具体例子。[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