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天平与舞台：古老和年轻的正义

萨达卡特·卡德里的科普读物《审判为什么不公正[12]》充满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他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讲到反恐战争的非法战斗人员。如果卡德里的目标是吸引读者的好奇心，那他的成绩已经近乎尽善尽美；如果读者的目标是理解孟德斯鸠所谓“法的精神”，这种海客谈瀛洲的写法就没有多大的帮助。资料的多少和文笔的优劣只是著作的次要指标，关键价值还是在于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动物故事集可以将鲸鱼、鲨鱼和带鱼的故事放在一起，从人类捕鱼、吃鱼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动物学就一定要把鲸鱼和陆地哺乳动物、鲨鱼和软骨类、带鱼和硬骨类分门别类，不会简单罗列在同一个平面上，尤其要从鱼类本身演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必须清楚，本书属于前一类。普通人肯定只关心审判是不是公正，鱼儿是不是好吃。这样的做法似乎非常以人为本，其实却最难实现自我中心的功利目的。如果准确的鱼类学知识是渔业繁荣的必要前提，那么只有“以鱼为本”的梳理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本书描述了三种正义：日耳曼的习惯法，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社会利益至上的实证法。这三种正义的法源、法理和法定程序相去甚远。它们虽然生活在同一片海洋里，却并不比鲸鱼、鲨鱼和带鱼更有共同点。作者选择了场外观众和旱鸭子食客的叙事角度，杂乱无章地比较中世纪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政治家和关塔那摩恐怖分子的奇闻逸事。这种做法对文学是好的，对法理学和历史学却是坏的。鲨鱼翅虽然比带鱼贵得多，但研究两者在盘子里的滋味，意义却相去无几。也就是说，除了增长见闻，意义不大。分析和洞察是一种深入得多的东西，集邮爱好者和标本收集者的勤劳是不大起作用的。相对于书名提出的“为什么”，本书的资料过于集中在近现代，也是有失审慎的。法律是最古老和保守的学科，基本价值和框架都来自历史的黎明时期，近代的演变只涉及表层。鲸鱼的表层无疑更像鲨鱼，骨架却证明它是哺乳动物的近亲。相似的环境会使不同的正义在具体案件上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从而掩盖了深刻的种属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观众不是好的法学家，食客不是好的鱼类学家。

本书的所有材料都来自西方，不足为奇。法、律、公、正这几个字虽然早就在古汉语中出现了，却丝毫不具备近代的含义。目前所谓的法律和正义都是重新组合的翻译名词，而且选词技术不太好，不能体现原文的价值指向。维诺格拉多夫（P.Vinogradoff）指出：法律在欧洲语言当中具有双重意义，包括一个人理应遵守的法定秩序和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秦汉时代的法和律都是非常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低级统治术，完全不具备权利和正当性的意味。先秦时代的公和正都是君侯的美德，更接近于高级政治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理由”，通常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基本上不会引起对审判程序的联想。宋明以来，律学家是小人与虐待狂的同义词。仁慈的父母官理直气壮地表示，除非为了整人，他根本不会启用律例。明文规定的律例只要执行四五分，就会构成骇人听闻的暴政。任何人企图按字面规定执行律例，就等于蔑视先王之道，陷圣明天子于不义，很少能有好下场。审判是德教失败后的紧急补救措施，正如战争是审判失败后的紧急补救措施（大刑用甲兵），性质上类似普通法所谓“法律不限制亟需（Necessary）”的亟需，只能是武断的准战争权力。正常社会原本就不应遵循律例，紧急状态则不必拘泥（从权）律例。律例只是传统社会的镇宅门神，既凶恶又无用。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属于德教的范围。如果社会还能维持公正，那就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举行审判。如果审判举行，那就证明公正已经不可能维持。衙门总是和冤屈联系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西方的社会常识中，紧急状态同样也是（有正当性含义的）法律停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