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与娼妓（第3/3页）

同样的观念反复出现于诗歌、绘画以及法律文献中（见彩图2）。下面是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笔下的《濒死的妓女》（“The Dying Prostitute”），她正交替地跟心怀怜悯的读者和那个第一次玷污她的卑鄙狡诈的浪荡子进行对话：

为那个可怜妇人的惨景而哭泣吧，

她把自己的健康与名誉都奉献给了男人；

付出了全部的爱意、真心与信任

却只换来贫穷、悲哀、疾病与无尽的耻辱。

不要咒骂这个沉沦的可怜人，她的身上

满是那个男人造成的痛苦；

当然她也完全该骂，她早已被

他那激烈残暴的意志永远地支配。

……

我曾经善良，也曾经美丽，

我的名声亦无可诋毁；

如今这些对我只是折磨，只能催我泪下，

只能增加我现在的内疚与羞愧。

……

唉！阴险的凶鬼！恶魔！你在哪儿？

你从我的惨境中能得到什么？

我的颜老色衰是不是更能令你欢喜？

在我的裹尸布上是否会绽放你的桂冠之花？

从这种思维模式中产生出一种最为持久的现代小说原型——有良心的妓女。妓女作为美丽而无辜的“堕落天使”，这一主题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在约翰·克莱兰的情色文学及其他作品中。1800年以后，这一主题又得到了托马斯·德昆西、查尔斯·狄更斯、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托马斯·哈代以及其他无数作家与艺术家的发挥。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内心善良的妓女一直是小说、话剧、歌剧、电影及电视的一个重要形象。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看法。在讽刺性印刷品、通俗报刊以及道德小册子中，两种古老的观点在1800年后仍然颇为流行。其中之一就是将站街女与高级妓女视为自信的生意人而加以迷恋，认为她们凭借自己的机智从那些呆头呆脑的顾客手中骗来钱财（见插图6）。另一种将其视为可憎与贪婪的存在，威胁着社会的健康与秩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将会看到的，即便慈善家也很难摆脱对于此类施舍对象的反感。那些被情人抛弃或者为了金钱而交欢的下层女性，在自我意识之中同样不会像中产阶级那般，如此煞有介事地津津乐道男性的贪婪、女性的无辜以及卖淫之举。例如在1729年，一个中年老鸨温妮弗雷德·劳埃德诱导两名年轻自愿的女仆玛丽·麦克唐纳与汉娜·史密斯与她的顾客詹森先生共度良宵，她说服那两个女孩相信整个过程完全不会有辱人格，反之，其代表着一条通往独立与成年的路途。当玛丽初次与这位体贴的绅士睡过之后，得到的报酬有五基尼之多，劳埃德夫人“表扬了她，告诉她如今已是个女人了”。而汉娜只有十四岁，劳埃德夫人对于她在性交中受到的疼痛表达了怜悯——“噢，”她说道：“当他第一次跟我做的时候，我大声喊有人杀我，但如果你到了四十岁，就不会感到疼了”——同样地，她还“鼓励说他会将她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正如1730年伦敦东区的妓女安妮·卡特所言，她干的营生并不是一种惨兮兮的苦活，只是“按照契约……用自己身体去满足别人”而换来金钱。

6.在詹姆斯·吉尔雷这幅创作于1778年的漫画中，一个肥胖的乡下青年成了一群自信的伦敦妓女的性猎物，他恐惧地尖叫着：“别碰我！我还是个处男。”

然而，有关怜悯与男性背叛的话语甚至逐渐渗入到这些不同的观点之中。它们如今的根基已如此深厚，以致妓女和其他不贞的女人对此日益熟知，她们公开借用这套话语，将自己描述为“背运”或“不幸”的人。被诱奸的娼妓由此成为了18世纪文化所创造出的一种最引人注意与影响深远的典型形象。它颠覆了过去关于妓女根深蒂固的假定，迅速地占据了主流，支配了18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对于卖淫之观念。纵观19和20世纪，这种对于妓女的新看法——不是轻率、自主的性工作者，而是诱奸、圈套与贫穷的受害者——一直是关于性交易的首要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