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结语（第2/3页）

世界一分为二，一为先进地区，一为低度开发地区（从理论上讲两者是互补的）。这种现象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时已开始具有其特殊的现代形状。这种新的先进／依附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止，中间只有短暂间歇。而这便是世界经济的第四项重大变化。

从政治上看，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在英国，1848—1874年间，除两次为期短暂的例外，一直是辉格／自由党（从广义上说是托利／保守党以外的政党）在执政。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辉格／自由党执政时间总共不超过8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党已不再是政府在议会里的主要基础，如果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的话。他们的衰退，不仅是因为他们强调自由贸易、廉价政府（相对来说也就是无所事事的政府）的思想主张被击败，也因为选举政治的民主化（见第六章）摧毁了他们认为其政策可代表广大群众的幻想。一方面，由于经济萧条，代表某些工业和全国农业利益的保护主义压力加大了。贸易更加自由的发展趋势发生逆转，俄国和奥地利在1874—1875年，西班牙在1877年，德国在1879年，实际上各地皆是如此。除了英国外——即使在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起，自由贸易也开始受到压力。另一方面，下层的“小人物”要求保护他们不受“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要求社会福利、建立失业公共保护措施、制定最低工资，这些日益高涨的呼声，在政治上发挥了十分强大的作用。“上层阶级”，不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都不再能够代表“下层”说话了，更关键的是，他们不再能够获得“下层”不求回报的支持了。

所以，一个新的、日益混乱紧张的局面（以及在此局面下出现的新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反民主的思想家预见到形势不妙。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1870年写道：“人权的现代说法包括了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人们再也不愿将最重要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他们认为只有在政府的强行规定下方可获得。”[3] 思想家感到头痛的不仅是穷人提出的据说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有权过温饱生活，还有穷人强行获得这个权利的能力。“群众要求安定，要求工资。如果他们能从共和当中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共和；如果能从君主制度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君主制度。如果两者都无法给予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会支持首先保证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体制。”[4] 政府不再由传统赋予它的合乎道德的自主权和合法性来控制，也不再能够相信经济法则不会遭到破坏，政府实际上会日益成为无所不能的极权国家，虽然理论上它只是为大众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今日的标准而言，当时政府作用的增加还很有限，虽然在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各地政府的平均开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动）都增加了，主要是由于公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自由主义、和平、不接受津贴的私营企业堡垒，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除外）。政府开支的增加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在进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办法是引进资金。然而，各方面的社会开支仍是少得可怜，也许只有教育经费例外。另一方面，政治上有三种倾向从经济萧条的新时期混乱中冒了出来（经济萧条导致各地社会爆发骚乱和不满）。

第一，最明显也最新奇的，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它们一般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先驱，又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典范。虽然这时候的政府和中产阶级认为它们最危险，然而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是赞成自由主义理性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假设。第二个倾向不但不接受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且事实上还坚决反对。蛊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它们如果不是从先前隶属于自由党分支机构的阴影下冒出来的，例如后来变成希特勒主义鼻祖的反犹太、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便是从直至当时为止在政治上一直韬光养晦的教会羽翼下冒出来的，例如奥地利“基督教社会运动”。（出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教会组织中，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立场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会议未能在群众政治中有效地发挥其巨大潜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数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也只能发挥压力团体的作用——例如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德国“中央党”。）第三个倾向是群众性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从先前的激进自由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有些争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运动逐渐趋向社会主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特别是当工人阶级在本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但这只是民族社会主义，而非国际社会主义［如所谓捷克人民社会主义者（Czech People’sSocialist）或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于社会主义成分。其他民族主义政党或运动的意识形态，则纯粹以血统、土地、语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种族传统的内容为基础，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