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第2/14页）

资产阶级使用的家具、物品，就像放置这些家具、物品的房子一样，非常坚固结实（坚固结实是当时企业界使用的最高赞美词）。它们在制作时就要求结实，它们也果真经久耐用。与此同时，它们还得通过自身的美表达出对生活更高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要不就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已代表了这些追求和抱负，例如书籍和乐器（令人惊讶的是，书籍和乐器的设计除表面的细小改进外，一如既往），否则它们就只是纯粹的消费品、日用品，如厨具、行李箱等。美就意味着装饰。资产阶级住宅里的家饰，建造时固然美观，但还不足以包涵精神的美、道德的美，就像硕大的火车、轮船一样。火车、轮船的外观基本保持原样，但内部变了，属于资产阶级的部分变了，例如新设计的普尔曼式（Pullman）卧铺车厢（1865年）以及轮船头等舱、贵宾舱等。这些都经过装饰和布置。因而，美就意味着装饰，物件的表面要涂抹或粘贴。

既要坚固，又要美观，要集物质与想象、肉体与精神于一体。这种双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物件包含什么样的精神和想象，取决于物件本身，也只有通过物件本身来表达，或至少通过购买物件的钱来表达。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为照顾阶级层次稍低但热衷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需要，遂有竖立式小钢琴的出现，其价格和品质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华贵。资产阶级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然而资产阶级家里的千金小姐，是不会无休止地在钢琴上弹奏的。

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对这三者的关系却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认，一味追求高级精神方面的东西很可能无利可图，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艺术品外。即使是这些艺术品，也得等到相当年限后方能卖出好价钱。邀请落魄书生和年轻画家来家里参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们充当家庭教师，已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极受重视的家庭当中是如此。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归结出：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结论应是两者相辅相成，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互为必要的基础。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这样形容资产阶级：“赢利滚滚而来，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飞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合适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进行研究的学者）。穷困潦倒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这般的精神与物质关系，显然十分虚伪。冷眼旁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虚伪性不仅渗透在资产阶级各个方面，而且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见，性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为明显。这不是说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像资产阶级的人，男性）是十足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故意逼良为娼。不过在某些方面，正经宣传的道德标准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凡在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伪君子经常比比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经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彻尔（Henry Ward Beecher）是纽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宣扬一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此君显然应该避免卷进那么多而且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否则就该另选职业，选择一个不要求他成为如此严格的性克制宣传家的职业；虽然人们对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遇到的厄运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这场厄运把他和美丽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牵扯在一起，伍德哈尔是一位女权运动者，性自由的倡导者，在她的信念中，隐私权是很难得到尊重的。［这位杰出女性，是一对颇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个。她曾使马克思恼火了好一阵子，因为她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变成宣扬性自由和唯灵论的组织。这两姐妹与范德比尔特均有关系，并从中获益不少。范德比尔特照管她们的财产账目。最终她结了一门好亲事，卒于英格兰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时声名鹊起。］[3] 然而如同最近几位研究这位“另类维多利亚”的作者所言，认为这时期正式宣传的性道德纯系装饰品，乃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