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

如今我们每人所吃的面包，

都用蒸汽机和涡轮机烘烤；

也许有朝一日，面包

将由机器塞进我们嘴里。

特劳泰诺有两个教堂墓地，

一是穷人的，一是富人的；

即使在阴曹地府里，

穷鬼与富鬼也分成贵贱高低。

——《特劳泰诺周报》（Trautenau Wochenblatt ）上的一首诗，1869年[1]

从前如果有人把富有手艺的工匠叫作工人，他会跟你反目……如今人们告诉工匠，工人是国内最高职衔，于是，工匠都说他们要做工人。

——梅爵士，1848年[2]

贫穷问题就像死亡、疾病、严冬以及其他自然现象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结束贫困。

——萨克雷，1848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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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移民来到了工业和技术世界”，或说“工业和技术世界的新一代诞生了”，这话显然都是对的，但都无法生动描绘出工业和技术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首先，这个世界与其说是由工厂、工厂主、无产阶级组成的世界，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工业的巨大进步改造过的世界。工业遍地开花，城市拔地而起，变化翻天覆地。然而变化无论如何巨大，其本身都不足以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影响的尺度。1866年，波希米亚纺织中心赖兴贝格［Reichenberg，今利贝雷茨（Liberec）］的产量，有一半是手工业工人用手摇出来的。当然，如今大部分产品都是从几个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从工业组织上来看，赖兴贝格显然不如兰开夏先进。兰开夏最后一批使用手摇纺织机的工匠，已于19世纪50年代转至其他部门就业了。但我们如否认赖兴贝格的纺织业是工业，这便有失偏颇。捷克蔗糖业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蓬勃发展，在其巅峰时期，全国蔗糖厂里雇用了4万人。这个数字貌不惊人，但从甘蔗田面积的扩大便可看出新兴蔗糖工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1853—1854年到1872—1873年间，波希米亚农村的蔗田面积增加了20多倍（从4800公顷增加到12.38万公顷）。[4] 从1848—1854年，英国乘坐火车的人数几乎增加一倍——从大约5800万人次增加到大约1.08亿人次——同时铁路公司货运收入也几乎增加了两倍半。这个数字比工业产品或公务旅行的准确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

再者，我们可以断言，工业工作本身特有的组织结构以及都市化——急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可说是新生活最戏剧化的形式。说它新，是因为当时仍有某些地方性职业和城镇继续存在，掩盖了它的深远影响。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1887年），德国教授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划分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区别，这对孪生兄弟如今已成为每位社会学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词。滕尼斯的划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划分（即后来习惯上称之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划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将社会的进步总结为“从身份决定一切到契约决定一切”。问题核心在于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农民社团和都市化社会之间的区别为基础，而是以老式城镇和资本主义城市之间的区别为基础，他称资本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商业的城镇，由于商贸控制了生产劳动，因此也可说是工厂的城镇”。[5] 这个工厂城市的新奇环境及其结构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除铁路外，城市是工业世界最突出、最明显的外部象征。都市化的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神速。19世纪上半叶，只有英国的都市化年增长率高于0.2。（这代表了这一时期内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之间以年为单位的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水平。）[6] 比利时几乎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间，奥匈帝国、挪威和爱尔兰的都市化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比利时和美国的增长率则在0.3—0.4之间，普鲁士、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0.4—0.5之间，英格兰、威尔士（仍以微弱优势领先）以及萨克森的年增长率更在0.5以上。如果说人口往城市集中是“19世纪最突出的社会现象”[7] ，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种进展还不算很快——直到19世纪末，都市化速度达到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水平的国家还不到12个。然而，自1850年起，所有国家（除苏格兰和荷兰）均达到了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