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败者（第5/10页）
“西化”最终造就了印度解放斗争的领导人物、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纲领。解放斗争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领袖，都是从与英国合作的人士中脱颖而出。他们以买办资产阶级的身份，从自己控制的领域或从其他支配方式里获益匪浅，决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现代化”。“西化”逐渐孕育出当地土生土长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逐渐与宗主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必须指出，不管这些“西化”精英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牢骚怨言，他们还是认为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他们造就了新机遇。一位未署真名实姓的民族主义者曾在《慕克吉杂志》（Mukherjee’s Magazine ）上发表一篇大唱反调的文章，上面写道：“当地精英被周围虚假的光泽照得头晕目眩……他们全盘接受其上司的观点（并）对他们赋予无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业《吠陀经》（Veda ，《吠陀经》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基本经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意指智慧和光明。这里用商业《吠陀经》含有讥讽之意）一样。然而智慧之光终将把他们脑中的浓雾一扫而光。”[3] 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个特例。一般而言，对英国的抵制均来自传统主义者，然而，当时势演变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义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忆的那样时，传统主义的抵制也告销声匿迹。提拉克说，人们“先是被英国的清规戒律弄得眼花缭乱。接着是铁路、电报、公路、学校使人们目瞪口呆。骚乱停息了，人们享受了和平与安宁……人们开始说甚至盲人也能拿着镶金手杖从贝拿勒斯（Benares，即瓦拉纳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4]
1857—1858年爆发于印度北方平原的伟大起义，是英国统治史上的转折点，这次起义在英国史上习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认为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这次起义是传统印度（北方）反对英国直接统治的最后一搏，结果使得古老的东印度公司垮台。东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义者的私营企业，渐渐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机构，最终为英国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时，印度仍分成若干属地。在印度总督达尔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统治（1847—1856）下，英国开始有系统地执行属地合并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对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王国——奥德王国（Kingdom of Oudh）——的合并。［1848—1856年间，英国合并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区、西海岸的几个部分，以及奥德王国（北方邦境内，12世纪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从而使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增加了1/3。］英国这种不讲策略只求速度的强行合并，种下了起义的种子。起义的导火线是英国规定军队必须在子弹上涂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认为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问题进行挑衅。虽然起义之初只是孟加拉军队的兵变［孟买和马德拉斯（Madras）军队仍按兵不动］，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暴动（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机构是群众发泄愤怒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的王公贵族，目的是恢复莫卧儿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国对土地税的修改也具有火上浇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税是公共开支的主要财源，修改土地税遂激化了经济紧张气氛。然而光是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产生规模如此庞大、范围如此广泛的造反起义呢？这很令人怀疑。人们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外来的社会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残酷的手段企图消灭他们的生活方式。
“兵变”虽然在血流成河的情况下被镇压，但这次事件告诫英国必须谨慎从事。合并工作实际上停止了，只有在次大陆的东西边境仍在进行。尚未置于英国直接统治之下的印度广大地区，便交给当地的傀儡土邦王公加以统治，土邦王公实际上受制于英国，但表面上英国还得奉承他们，尊重他们。于是这些土邦王公成为殖民政府的支柱，而殖民政府则保证他们荣华富贵，有钱、有权、有地位。自此，英国统治政策开始转向，他们遵循古代帝国“分而治之”的箴言，倚靠这个国家更为保守的势力，依靠地主，特别是实力雄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随着时间推移，这项政策转变已不仅是对印度传统抗外势力的承认。它已成为印度新型抗外力量的平衡砝码，这种新的抵抗力量是由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精英缓慢发展出来的。印度中产阶级是殖民社会的产物，有时更是其名副其实的仆人。［《印度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 ）的作者杜特（R.C.Dutt），最早从经济角度对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行径提出批评。杜特在英印政府中所享有的政治生涯，是当时印度人中最辉煌的。同样，印度国歌的作者也是英印官员，亦即小说家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不管英印帝国采取什么政策，它的经济和行政实体仍持续削弱传统势力，持续加强创造发明的力量，并持续强化保守势力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东印度公司的传统结束后，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成长起来，亦即那些放弃英国国籍带着妻子儿女前来印度定居的英国人。他们日益强调分裂，日益炫耀他们种族的优越性，并与当地新兴中产阶级发生社会冲突。19世纪第三个25年出现的经济紧张关系（见第十六章），更强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及至19世纪80年代末，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工具、独立后的执政党——业已成立。到了20世纪，广大的印度群众便已追随在新民族主义的思想领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