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族主义（第5/7页）

有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与绿林英雄在反对任何实存政府的持久战斗中，与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观念融合起来。那就是希腊的独立战争（1821—1830年）。因此不足为奇的，希腊成了各地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话和激励力量。因为只有在希腊，全体人民用一种似乎与欧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献身希腊的诗人拜伦（Byron）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对希腊的最后独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大多数希腊人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被遗忘的战士、农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腊人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管理阶层，他们也定居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社区之内，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而大多数巴尔干人所皈依的东正教会，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其领导阶层则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腊主教为首的希腊人。蜕变为依附王公的希腊行政官员，统辖着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巴尔干、黑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所有受过教育以及从事商业的阶层，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动性质本身而希腊化了。在18世纪，希腊化进程比以往更加强劲有力。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明显发展，扩大了希腊人在国外的散居范围和接触面。黑海新兴繁荣的谷物贸易，把他们带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中心，并且加强了他们与俄国的联系；巴尔干贸易的扩大，把希腊人或希腊化商人带到了中欧。第一份希腊文报纸是在维也纳出版的（1784—1812年）。农民起义者的定期移民和再迁移，进一步加强了流亡者社团。正是在这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济会秘密会社的政治组织方式）扎下根来。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尔干革命运动领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讲的是法语，还将《马赛曲》改编成希腊版本。发动1821年暴动的秘密爱国会社同志会（Philiké Hetairía），是1814年在俄国新兴谷物大港奥德萨（Odessa）创立的。

希腊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西方的精英运动相比。没有其他类比可以说明在当地希腊权贵领导下，多瑙河诸公国为争取希腊独立所发动的起义；因为在这块可怜的农奴制土地上，唯一可以称作希腊人的便是领主、主教、商人和知识分子。很自然，那场起义惨败了（1821年）。然而幸运的是，同志会也开始在希腊山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招募乱世中的绿林英雄、亡命之徒和部落酋长，而且（至少在1818年后）比同样想搜罗当地绿林的南意大利贵族烧炭党，赢得更大的成功。像近代民族主义这类概念，对这些“希腊武装团成员”究竟有多大意义，是相当令人怀疑的，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文书学者”（clerks）——对书籍知识的尊重和爱好，是古希腊文化的遗风——这些文书学者用雅各宾派的词语书写宣言。如果说他们代表了什么，那就是该半岛传之久远的精神气质。身为男子的任务便是要成为英雄，而据山而立抵抗政府并为农民打抱不平的绿林好汉，正是人世间的政治理想。对于像牛贩子兼绿林好汉科洛科特罗尼斯这种人的起义，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他们一套领导模式，并赋予他们一个泛希腊的而非完全局限于地方性的规模。反过来，西方民族主义者则从他们那里得到那种令人畏惧的独特力量，即一个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起义。

新兴的希腊民族主义足可以使希腊赢得独立，虽然那种结合了中产阶级领导、武装团体叛乱，以及大国干涉的运动，产生了一些对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这类模仿日后在像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会变得极为眼熟。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使希腊文化局限于希腊的矛盾结果，从而造成或强化了其他巴尔干人民潜在的民族主义。当作为希腊人只不过是识字的东正教巴尔干人的职业需要时，希腊化是处在进步之中。一旦作为希腊人指的是对希腊的政治支持，希腊化就开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尔干知识阶层中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希腊独立是其他巴尔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