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族主义（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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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世界之外，还有反对异族统治（一般情况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统治）的人民起义运动，有时这似乎预示着日后民族运动的走向。这类运动指的是反对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反对俄罗斯人，以及印度反对入侵的英国统治者的战斗。把诸多的近代民族主义塞入对这类民族运动的理解之中，是不恰当的，虽然在武装好斗的农牧人口聚居的落后地区，以部落集团为组织，而且由部落酋长、绿林英雄或先知们所发动的对外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信任的）统治者的抵抗，采取了一种与精英式民族运动颇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义的人民战争形式。然而实际上，马拉特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军事集团）和锡克教徒（一个军事宗教派别）分别于1803—1818年及1845—1849年所发起的抗英运动，与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几无关联，而且他们也没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2] 野蛮、英勇、世仇不断的高加索部队，在穆里德运动（Muridism）的纯净伊斯兰派别中，暂时找到了团结一致、反对俄国人入侵的纽带，而且找到沙米尔（Shamyl，1797—1871）这个重要的领导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组成一个民族，而仅仅是在苏联一个小共和国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体（已具近代民族意义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未参加沙米尔运动）。被诸如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Senussi）等纯净宗教派别所扫荡的贝都因人，为了安拉的单纯信仰，反对赋税、苏丹和城市的营私舞弊，并为了保有简朴的牧民生活而战。但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的产物），是来自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营地。

甚至巴尔干各国，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驯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行动，也不应过于简单地用近代民族主义来加以解释，虽然许多吟游诗人和勇士［两者经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诗人——武士——主教们］，会使人回忆起像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样的准民族英雄的荣耀，以及像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Kossovo）战役中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失败悲剧。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愿的地区，起义反对当地政权或削弱奥斯曼帝国，都是极其自然的举动。然而，仅只是因为经济上共同的落后性，才让我们把今日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包括了他们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这个概念是奥匈帝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产物，而不是那些实际为自由而战者所欲追求的结果。[3] 信仰东正教的门的内哥罗人从未被征服过，他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也以同样的热情对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同样多疑但团结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则像多瑙河平原上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一样乐意，并且以比阿尔巴尼亚边疆地区东正教“老塞尔维亚人”更大的热情，起义反对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纪率先起义的巴尔干人民，是在英勇的猪贩子、绿林好汉黑乔治（Black George，1760—1817）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但是在他起义（1804—1807年）的最初阶段，甚至并未提出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口号；相反，他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当地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在巴尔干西部山区的早期起义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当地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早期已对那种非依民族划分的自治公国感到不满，该制度是由强有力的总督，人称“亚尼纳之狮”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鲁斯（Epirus）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