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第2/3页）

很明显，此时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千疮百孔。东德领导人为平息动乱，向民众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规定去西方国家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每年只能出国4周，但没有人买账。11月9日星期四，在一场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一位疲惫不堪的政府发言人宣布，柏林墙已经不再拥有先前的功用了，东德人可以获得新的通行自由，此举影响深远。这个通告一发，所有人瞬间沉浸在了狂喜之中。

住在柏林两边的民众冲向了柏林墙。很快，东德边境的守卫放弃了盖章，也不再发放签证，四处洋溢着欢欣鼓舞的狂欢气氛。午夜，有人在柏林墙上跳舞、喝香槟，两边都有人帮助对面的人翻墙。柏林人在这堵墙上团聚了，柏林墙再也不是居住地的边界，而只不过是一层混凝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德边界和柏林分界陆陆续续解除了封锁，新的通道打开了，两方都努力减缓随之而来的交通压力。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量的东德人冲向了西德，想看一看在墙的另一边富裕的禁区里是什么样子。随后，他们又回到了东德，行囊里装满了香蕉、橘子等少数他们能用仅有的西部货币购买的东西。

图37 人们从已经被废弃的柏林墙上凿出纪念品，一位西德退休老人在旁观看。摄影：科尼利·尤斯伯恩（Cornelie Usborne）。

狂欢后不会没有宿醉，“德国问题”也不会随着边界的开放而消失。不过，真正的问题从1989—1990年冬才开始显现。一方面，难民仍以每日1000—2000人的数量进入西德，一年大约30万—50万人。很明显，一些东德人仍然觉得他们在西德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或是对新上任的领导层没有信心，认为他们发起的改革必然不够彻底，很难令人满意。而不断涌入的难民对西德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与极端政治运动有关的社会矛盾也一并爆发。这次，比起对待夏天来的难民，西德人的反应变得冷淡多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尔总理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话题，复杂的国际问题接踵而至。国际讨论的重点成了在东欧民主化后，华沙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角色问题，将市场因素引入东欧经济的问题，及其与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德国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

东德国内的政治格局还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埃贡·克伦茨很快不再担任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有活力，并且相对支持改革的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统一社会党希望以新形象示人，一边清洗旧的领导层，其中一些人面临贪污受贿的指控，其贪污数额震惊了东德民众；一边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在原本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后面加上“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不过，这种改革并未使人信服，1990年1月中旬，已经有一半成员退出了统一社会党。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统一社会党不再实行一党制。原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的选举，后来提前到了3月18日。新的政党开始建立他们的组织并制定计划，其中包括作为反对派的新论坛、“现在就要民主”、“民主觉醒”，以及刚刚建成的东德社民党。先前的傀儡政党也开始主张独立，例如，在议会投票通过克伦茨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时，自由党派没有投票，随后，自由党派试图采取无党派的策略。群众的游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对德国统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极端右翼活动也越来越明显（包括西德共和党参与鼓动）。东德领导层以国内动乱频发为借口，减慢了人人憎恨的安全警察（史塔西）的遣散速度，最后被迫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尽管如此，温和派共产主义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wo）领导下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还是充满了矛盾和紧张。1990年初，政治气氛大有变化，1989年秋的不流血革命的和平时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