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政权的巩固（第3/4页）

同样，大众的观点也比第一眼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虽然有一拨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但1933年3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抱着机会主义的目的加入纳粹党，而其他人则不顾自身事业或家庭生计，对入党漠不关心。人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纳粹意识形态”（其各部分并不连贯一致，条理也并不清楚）。相反，他们支持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宣传国家的伟大、修改《凡尔赛条约》等，而反对另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财产上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例如，许多农民在1933年以前支持纳粹的“血与土”，但很快就对一些农业政策感到不满，比如《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Entailed Farm Law）。这部法案规定，中等规模的农庄只能由单个继承人继承，不能分给多个继承人，且继承人必须是德意志雅利安血统。公众对此评价不一，大多数人得过且过，今天对这个政策不满，明天又为另一个政策欢欣鼓舞，对整体的政策方向没有感觉。大部分人对他人的命运毫不关心，即便邻近地区有人突然被带走了。

图31 纳粹少女组织——德国少女联盟代表团在慕尼黑的统帅堂纪念在1923年政变中被打死的纳粹英雄。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希特勒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这种政策倾向甚至对教会也产生了影响。教会在第三帝国的地位模糊。新教徒占纳粹选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并且，新教徒迅速分成了两派，即支持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和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大多数认信教会的教徒是非常有勇气的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其中包括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不过，虽然纳粹不得不放弃他们早期颠覆教会、将纳粹主义作为帝国主教的计划，但大多数的新教徒对纳粹政权的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教会反对纳粹对教会学校的攻击和对教会结构的重组，但许多新教徒和纳粹一样，反对共产主义并拥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因天主教会对罗马的忠诚超越了一切，一开始就对纳粹主义更为抗拒，并且天主教本身“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对团体的强调，比起新教徒的个人主义来说，对纳粹主义也更有抵抗力。不过，总的来说，天主教对纳粹的抵抗力其实和新教差不多。1933年7月，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了《政教协定》，受此肯定，德意志天主教徒渐渐开始反抗纳粹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例如，纳粹曾将教会学校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拆除。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事务上，反对纳粹是合适的也是被准许的，而政治事务则与教会无关。这种自我设限意味着，虽然教会实际上反对纳粹杀死许多有精神疾病或弱智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天主教徒）的“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但教会无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与政权疏远，天主教的反对被限定在与政治分离的宗教事务上，是在教会范围而非国家范围内。新教徒也一样，他们还有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作支持。

因此，德国人处于胁迫和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20世纪30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作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对犹太人歧视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