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政权的巩固（第2/4页）

图30 庆祝“波茨坦日”为希特勒做的宣传海报, 将希特勒描绘为大政治家以及由兴登堡认可的腓特烈二世继承人。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在胁迫他们遵纪守法的同时，纳粹还采取措施让他们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措施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部分是实践。对于那些没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来说，即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犹太血统，对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厌恶，在纳粹德国的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建设高速公路、大型建筑工程，增加重整军备相关的项目也不断促进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的发展。纳粹的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既要为战争作准备，还要满足消费者。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关于纳粹经济政策和德国经济恢复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比如1936年后的重整军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另外，资本集中的加快代表着纳粹上台前的经济形势还在持续，很难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和1933年之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对大型商场、支持农村的“血与土”价值观，这些都很难和军备政策要求的工业发展相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失业率大幅下降，20世纪30年代甚至出现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比起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困难和迷茫，纳粹独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收入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由的限制。

纳粹实行了很多计划，向民众灌输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将抚慰魏玛时期伤痛的观念。其中包括“劳动之美”（Schönheit der Arbeit）、“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等计划，并为工人组织业余活动和假期旅行，在工厂中也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在工作中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新的精神和热情。同时，戈倍尔担任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部门于1933年3月成立，很奇怪的是，它不停地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有轻松的娱乐或消遣内容，也有政治灌输。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左翼、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作者的书籍。这项运动由纳粹激进分子发起，戈倍尔负责，代表着纳粹要净化德国思想，只剩下自己的思想。他们还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HJ）、德国少女联盟（BDM）以及纳粹妇女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试图帮助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入新的共同体。同时，许多德意志组织或被宣布为非法，或遭到解散，或由纳粹接管。在“救世主”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所谓复兴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权力与统一的象征性展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的仪式和游行等，还有当希特勒经过时，德意志崇拜者向他行的纳粹礼。

纳粹宣传的希特勒形象亦有真实的成分，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代表着团结的强大力量，冲击着所有的地方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和。地方政府高层一边忍受着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一边叹息着“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然而，如果对第三帝国的表面信以为真，那肯定是不对的。一方面，纳粹体制内仍然存在着权力的争斗，新的党组织模仿国家行政机构，互相竞争并延续行政机构的作风。管辖区域的重叠导致各个方面的竞争和矛盾，这不仅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党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之间。要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法律可依，只能向元首上诉。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元首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脱所有争斗的充满魅力的元首形象，更多的是政体本身的结果，而非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标志，毕竟这么多互相竞争的组织必须能够运作起来。很多时候，希特勒只在最后的一刻介入纠纷之中，用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物竞天择，然后支持较为强大的一方。在很多决策过程中，希特勒将决策尽量推迟到最后一刻。但这并不等同于一些分析所说的，他是个“软弱的独裁者”。他真正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希特勒会非常坚决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对于其他政策，他只是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细节并不在意罢了。另外，考虑到核心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工业家和军队上层，并不像下层群体那样组织有序，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应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这些精英阶层和纳粹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支持从专制和反工会的角度出发，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并修改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但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自1938年起，政权进入了更为激进的时期，这些分歧的解决变得十分突然和剧烈。1939年德国开战后，这些分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