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稳定时期（第2/3页）

图27 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尔茨（Bad Tölz）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后来所称的“魏玛文化”相去甚远。出处：Deutschland Bild-Heft Nr. 117: ‘Bad Tölz und das Land im Isar-Winkel’（Berlin-Tempelhof: Universum- Verlagsanstalt, c. 1933）。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达成的妥协也是模糊的，这最后也成了致命的。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早期于1918年11月所达成的社会妥协，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年代，雇主对工会代表作出了妥协。双方在工资、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工会和雇主以“中央工作组”[1]的集团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必要的时候政府作为仲裁人介入。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Works Council Act）为德国后来的共同决定[2]传统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讨论经济民主。在1924年后的稳定期，社会政策有所扩张，其中包括社会住房建设和1927年《失业保险法》的颁布。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进步。1923年，危机发生后，雇主开始背弃一些协议，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中央工作组”解体，德国主要的贸易工会即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ADGB）的官员于1924年1月辞职。1923年起，工会开始流失成员和资金，渐渐失去权力和人们的信任。弱小的工会对威胁十分警觉，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总是依赖政府的介入以胁迫雇主。不过，雇主也同样警觉，他们从1923年起猛烈抨击维持妥协政策的魏玛体制，这最后成了共和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从1928年鲁尔钢铁罢工事件可以看出，工业家越来越想要摆脱福利国家的介入。另外，即使在共和国的这些“好年份”（good years）中，德国经济也极大地依赖美国的短期贷款和投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那么德国经济也会跟着衰退。

尽管魏玛共和国从1924年起明显地进入了稳定期，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可新的政治体制。艾伯特于1925年突然离世，年老的民族主义军事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新任总统。这表明了国内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广泛呼声。从1925—1926年起，兴登堡和1926年起实际领导军队的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一起积极想出了许多计划，希望政府朝右翼的专制政体发展，摆脱议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另外，政党政府的形式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碍。比例代表制以及众多小党派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相反，主要党派的激进观点互相碰撞，极难形成能够顺利运作的联合政府。德国中央党、自由派的人民党和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却无法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同样，虽然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不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致，却无法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建立少数派内阁，如果无法获得左派或右派的支持，政府就只能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更替很快，总统频繁介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府也失去了原本就没多少的支持和信任。

很难说，如果舆论环境更好一些，魏玛共和国是不是能坚持得更久，毕竟初始阶段的窘境、早期继承的烂摊子和自身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已经让政府疲于应对。实际上，从1929年起，魏玛民主制就开始遭受各方的猛烈抨击，就算坚持下来，也已千疮百孔。而1930年过后，问题就成了民主制会以什么形式崩塌。

[1]又译：中央劳动共同体，即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ZAG。——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