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稳定时期

1924年，魏玛共和国早前的危机似乎已经结束了，许多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1923年11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当选外交大臣，直到1929年去世。对于施特雷泽曼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右翼人民党的一员，后来成为理性共和党成员（Vernunftrepublikaner），他支持共和国是由于现实原因，而非出于原则。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政策也褒贬不一，但总体来说，施特雷泽曼在任期间，德国与西方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在东部边界上，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开放的态度。1925年《洛迦诺条约》（Locarno Treaty）签署，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保证，不会用武力侵略彼此的国土。德国还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协约，但这些协约并无担保。在国际关系中，德国重新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于1926年9月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施特雷泽曼希望《洛迦诺条约》能够缓和国内对自己政策的批评，并有助于东部政策的推行。1926年4月，《柏林条约》使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同样的内容早在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条约》（Rapallo Treaty）中就已出现 [当时的外交大臣是拉特瑙（Rathenau）]。《拉帕洛条约》有助于改善德国和俄国的邦交正常化（与德国一些修正主义者的预期相反，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是为了分裂波兰、恢复1914年的东部边疆）。1926年签署的《柏林条约》规定，若俄国向第三国开战，德国保证中立。这就意味着，如果俄国和波兰开战，法国就无法穿过德国的领土去支援波兰。

波兰因此相对处于弱势。关于赔款问题，1924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试图将德国的利益与美国的经济扩张相结合。同意德国每年还款一次，每次的还款数额比之前的赔偿协议减少；设立最初的复苏阶段，德国只要还1/5，剩下的4/5由国际贷款偿还，作为“启动”资金来帮助德国。德国从1928年或1929年开始每年偿还“正常”的赔偿金。1925年7月，法国军队开始退出鲁尔区，莱茵兰的第一片区域清空了。1927年1月，监督德国裁军的盟军也撤退了。法国和德国之间达成了经济和解，德国外交大臣在美国和法国间斡旋，于1928年8月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随着正常赔款的日期渐近，对赔款和莱茵兰驻军完全撤出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929年8月，为应对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呼声，开始实施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设定了新的赔款数额，每年的平均数额比道威斯计划还要低；协约国取消对德国的管制，1930年6月莱茵兰也将清空所有的军事占领，这比德国人从《凡尔赛条约》中预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泽曼任职期间，德国外交似乎获得了许多进展：鲁尔区的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军事管制取消；德国与邻国邦交正常化；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更容易达成的赔款计划；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义的目的，进而为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领域，魏玛时期见证了德国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的创造。“魏玛文化”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所在的时空。在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心理分析及社会学理论学者讨论、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筑领域，沃尔特·格罗佩斯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创造出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风格，流行了大半个世纪。在音乐领域，勋伯格（Schönberg）的创新作品世界闻名，同时，美国的“颓废”爵士乐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经典。戏剧方面，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作频出，尤其是当他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进行合作时。现代艺术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其中的流派有“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桥社”（Die Brücke）、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评论自己所处的社会，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对魏玛柏林晚期暴力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到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对魏玛社会的夸张描述，或是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海报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关于柏林底层社会的漫画。20世纪20年代还是大众文化扩张和商业化的时代，电影院开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声放映机出现之前，一直放映无声电影。收音机也逐渐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将收音机用作政治用途，为后来的纳粹对媒体的利用打下了基础。对纳粹来说，媒体是政治宣传的手段。尽管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显左倾，但更为大众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一些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的战争片，对这种大众文化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德语的Kitsch（庸俗的艺术品）。有人认为魏玛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堕落的，道德观似乎变得宽松了。女人们的新发型短短的，带着男孩子气；人们抽烟，还开始使用避孕药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组织，带着敌意激烈地批评这种现象。也有天主教教区对此感到不满。左派则无情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魏玛文化”中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理论上有益于共和国的存续。左派抨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不公，右派则不满现代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堕落和社会道德的下滑。托马斯·曼是个孤独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弃自己在1918年的“无政治倾向”的保守主义，转而支持共和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魏玛时期的德意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就斐然，但对魏玛文化的影响却众说纷纭，政治上的意义也十分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