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第2/5页）

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斯将权力转交给了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继任了“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位置。考虑到柏林到处都是革命的喧闹，以及会发生更激进行动的流言，艾伯特同党派的谢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的具体形式还没确定，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安置复员士兵，签署休战协议，平息遍布全境的动乱和起义，重建德国经济，保证粮食供应，并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为共和国创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宪法。这些任务都不简单，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对德国未来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决策中的失误。

很快，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签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纳协定》中，格勒纳将军许诺，如果艾伯特要走温和路线，并镇压更为激进的议会运动，他就会提供军队的支持，他吹嘘要用军队力量来防止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渐渐地，艾伯特变得越来越依赖军队，他用武力镇压动乱，而不再探索社会动乱的原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二个是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会领袖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签订。这份协议巩固了工会的地位，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也同意不再支持“黄色工会”（即企业操纵的工会，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协的产物，11月10日设立“人民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党人和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虽然这个委员会后来得到了柏林议会的承认，但在12月召开的全德国议员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发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数支持社民党，支持艾伯特的计划，即进行国会议会选举，并在国会议会上起草共和国的新宪法；少数人则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批评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来治理国家的政府”，因为艾伯特政府拒绝在改变宪法之前进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或军队改革。艾伯特反驳，认为“将破产国有化”毫无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让士兵复员和重建国家，就必须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理由在当时和后来都遭到了质疑。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最终和社民党彻底决裂，内阁只剩下社民党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样和社民党存在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达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党派，即德国共产党（KPD）。

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平息任何动乱。1919年1月，军队和自由团（即由工业家赞助、军队组织建立的志愿兵团）镇压了柏林的新动乱。在混乱之中，激进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来就对社民党不满的左翼分子随即升起了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持续存在，直到魏玛共和国垮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将所有的社民党视作比纳粹还要邪恶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国的哪个地方，社民党们都像是在依赖旧秩序的力量来镇压对新秩序有利的行动。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巴伐利亚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并于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团的残酷镇压，上千人死亡。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随处可见，复员后的士兵由于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想在准军事组织中延续战壕中的战友情，同时，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对德国迷茫的政治前途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人在静静观察，但却越来越迷惑，只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同时，新宪法的创立正在筹备之中。柏林的斯巴达克动乱使稳定局势变得刻不容缓，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选举中，社民党只赢得了38%的选票，因此必须成立联合政府。2月6日，国会议会在魏玛召开。2月11日，艾伯特当选总统。2月13日，当选总理的谢德曼组阁，组成的“魏玛联盟”党派包括社民党、德国中央党，以及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D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