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第2/5页）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日益官僚化的邦国中最典型的代表。其专制主义大行其道，领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同时，普鲁士也代表了后续德意志史的发展。普鲁士始于首都柏林贫瘠的土地，被称为是“欧洲的沙坑”，这个开头显然并不乐观。但几代传承之后，普鲁士跻身欧洲大国之列。霍亨索伦王朝源于施瓦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以富有技巧的联姻外交手段在短短几个世纪内获得了广袤多样的领土。17世纪时王朝中心设于勃兰登堡，并获得了德意志帝国“选帝侯”的称号。霍亨索伦家族在东普鲁士有一片领地，是条顿骑士团旧时的殖民领地，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普鲁士领主在1701年成为“国王”，这对于帝国内其他领主来说是绝无可能的。然而，这些东部领地也问题多多，其臣民是斯拉夫人，他们既不说德语，也不遵循任何德意志天主教或罗马人的文化传统。霍亨索伦家族在西部的莱茵省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彼此大相径庭。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如英格兰般的“单一的”政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体，并由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都互不相同的领地组成。它的西部经济更加繁荣，而东部殖民地则相反。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匮乏，贵族十分贫穷（即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没有贸易和工业，在地理位置上也与欧洲主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在这个复合的王国中，臣民信奉不同的宗教，加尔文教派的领主只得承认路德教会的存在，西部还有信仰天主教的臣民。除此之外，17世纪末至18世纪还有很多更小的少数派，比如被流放的法国胡格诺派（French Huguenots）。德语也并非他们的统一语言，波兰语和立陶宛语等斯拉夫语在东部地区明显占有优势。虽然这份家业起初并不乐观，但霍亨索伦家族在17世纪和18世纪还是成功建造起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并一直主导着德意志的事务，直到二战结束被废除。

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明显的弱势可能反而是优势，因为弱小的城市和贫穷的贵族更容易被控制和利用，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也相对较少。霍亨索伦王朝在这一时期也十分幸运，其王权一直后继有人，并且丝毫没有争议，世袭领地也未因继承而惨遭分割。“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或称腓特烈一世国王（the Elector Frederick Ⅲ/King FrederickⅠ，1688—1713，于1701年即位）；“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国王（King FrederickⅡ，1740—1786）寿命都很长。这些国王建立了伟大的王朝，其伟业令人钦佩。

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专制统治打下了基础（虽然这并非他的原意，他也无法预见后续的历史发展）。1653年，勃兰登堡庄园领主与选帝侯达成协议，让选帝侯有足够的资金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队，而领主们则能够在领地中行使更多的权力：确立农奴制、任命当地教堂牧师、维持当地秩序并主持庄园法庭。1655—1660年北方战争后，官僚体制的建设初步展开，并在大选帝侯的几代继任者统治下越发成熟。1667年实行税制改革，城市必须缴纳间接的消费税，同时还有对国家的直接“贡献”税。此举迅速将城市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使城市贵族失去了政治盟友，也让选帝侯有了不召开议会的借口，城市的代表制度逐渐消失。17世纪70年代，城市不再自治，而是由官僚部门管理，这些官僚由选帝侯任命并对选帝侯负责。同时，贵族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吸引了原本较为独立的贵族为中央政权服务。1675年费尔贝林战役中，选帝侯战胜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瑞典人，为自己赢得了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