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第3/4页）

到1500年，现在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不同王朝和基督教会的各个领地纵横交错，帝国的直辖城市和独立帝国骑士的城堡则零星地点缀其中。当时共有七个选帝侯公国，大约25个主要的世俗邦国、90个基督教领地、100多个伯爵领地，还有许多较小的勋爵领地和城市。正如杜·布雷（Du Boulay）所说：“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是个碎片政治的海洋，其中漂浮着一些大块的碎片。”这个碎片的集合体由广阔的帝国松松地守护着。然而，皇帝所担忧的却不仅仅是帝国内部的统治，因为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族的领地。哈布斯堡的统治涵盖了1479年通过联姻获得的低地国家，并与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1558年驾崩）统治的阿拉贡、卡斯蒂利亚（或译卡斯提尔）、意大利（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区）以及勃艮第都有利益相连。15世纪后期，哈布斯堡王朝的视野和政治活动不再仅限于德意志帝国，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欧洲。由此构成的不只是帝国权力的优势，同时也是潜在的弱点。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在文化与精神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世纪盛期的骑士文学更加丰富，但和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相比，仍显得相形见绌。吟唱宫廷诗歌的诗人被数量更多的城市“民众诗人”（master-singers）所替代，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纪的一位来自纽伦堡的鞋匠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世纪中期，占主导的日耳曼语言转变为了早期新高地德语。法律也开始编纂成典，早在13世纪早期的《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中就记载了萨克森的习惯法；后来罗马法复兴，这样，就在日耳曼法和英国普通法系之外形成了第三种法系。14至15世纪建成的许多大学，现在仍然是著名的学术中心，其中不仅仅包括布拉格大学，还有维也纳大学（1365）、海德堡大学（1386）、莱比锡大学（1409）、蒂宾根大学（1477）和维滕贝格大学（1502）。这一时期的学术语言还是拉丁语，不过方言散文也在发展，而在由教会神职人员组成的旧知识阶级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由专职官僚、律师和世俗学者所组成的新的知识阶级。德国的人文主义采取的是反神职人员和反教皇的态度，并试图在历史背景中解读《圣经》。

教会保持着自身在政治、经济、知识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上流社会的主教常常还是封建领主。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基督教会的统治可能比世俗领主更可怕，因为一旦犯错，就可能同时根据教会和世俗的法律被处以双倍的罚金。不过，不能将“教会”和“宗教”理解为内部毫无纷争的单一实体。教皇体制所涉及的权力关系非常紧张，从中世纪盛期起，教皇自身就一直处于政治的泥沼之中（包括法国籍教皇统治期间，在阿维尼翁城发生的“巴比伦囚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职责引发了矛盾，在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ts）看来，世界性主教会议的权力应在教皇之上，但他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将中世纪晚期的纷争看作是世俗的人文主义和教会的经院哲学之间的斗争，那么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等人追求新的宗教解释，当时宗教虔诚的主流解释，例如现代灵修（devotio moderna，强调内心世界，通过超脱世俗获得救赎），被认为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也有许多异教传统在民间流传：在波希米亚，扬·胡斯（1369—1415）的追随者，被称为胡斯信徒（Hussites）；14世纪波希米亚的瓦勒度教派（Waldensians）；15世纪的阿尔比教派（Alpine valleys），还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异教思想。民间的宗教应该没怎么受到神学争论的影响。历史学家才刚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他们想知道当时不识字的民众的宗教体验和惯例，史学界也对民间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sed）的程度问题争论不休。但很清楚的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宗教里有高度的魔法成分，人们借此理解神秘莫测、险恶严苛的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世纪晚期，教会将这些魔法元素吸收进了基督教的仪式当中。这些模仿地狱、恶魔和火焰的仪式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而纽伦堡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更是展现了死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更为敬畏和担忧。这种担忧让教会有利可图。教会规定通过善行能够获得赎罪，而善行包括向教会的捐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世纪晚期的生活和五百年前一样，仍然恶劣、残酷而又短暂。宗教和魔法提供了一整套强大的、难以分辨二者界限的方法，来解释和控制对生活的经验。同时，神职人员作为教会的官方代表，常常成为人们仇视和攻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