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4/12页）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约瑟夫在精力过人的埃伦塔尔敦促下，往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路摇摇摆摆前进，心里对能否成功没什么把握。即使有埃伦塔尔支配巴尔干、地中海的新战略护体，这项任务看来仍会是一场空；这时那里有六十七万四千塞尔维亚人、五十四万八千穆斯林、三十三万四千克罗地亚人，只靠令人瞠目结舌的九千五百名奥地利官员来治理（当年土耳其人只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员来治理）。这些居民绝大部分认为在奥地利统治下没什么好处，因为匈牙利人坚持奥匈帝国的共同经费不得拨用于这些落后省份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维持费用，一律得在当地筹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贫穷的当地人负担，从而等于使他们必然敌视维也纳。奥地利人在这些新省份推动土地改革的脚步也很缓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将基督徒农奴（kmet）囚禁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但奥地利人迟迟不愿改革这一制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奥地利人所认定会投向贝尔格莱德而非维也纳怀抱的塞尔维亚籍农奴获得权力。而维也纳不愿助农奴脱离苦海一事，使农奴必然只会投向贝尔格莱德的怀抱。[17]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使奥匈帝国不得不有所回应。面对一个带侵略性的新土耳其政权，而非过去那个懒散的苏丹国，维也纳知道它对占领区的掌控和日后夺取马其顿、萨洛尼卡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的质疑。这个改革党由两位二十九岁的土耳其陆军军官领导，即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和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凯末尔（日后的“阿塔图尔克”）生于萨洛尼卡；恩维尔的父亲在马其顿谋生，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这两位军官都认为萨洛尼卡百分之百属于土耳其，两人都矢志统一土耳其，不愿见土耳其衰亡。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论道，这个新土耳其“重生于世，带有民族雄心”。可想而知，土耳其会要求立即归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该地五十万已要求施行青年土耳其党体制的穆斯林，以及土耳其在欧洲的其他省份，不愿让它们落入奥地利之类的基督教国家手里。[18]在埃伦塔尔看来，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似乎不只是缓解土耳其的威胁，也是缓解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在萨拉热窝等地之统治正当性日益尖锐的抨击，最有效的手段。[19]但这一拟议中的缓解手段，危害奥匈帝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不希望削弱大有可为的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这一手段也可能使奥匈帝国与俄国兵戎相向，因为俄国这时坚定支持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的“大塞尔维亚”计划。[20]

奥匈帝国领导阶层思索并吞之举时，也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自己欲振乏力的军队。若爆发大战，奥匈帝国将只能集结出四十八个步兵师，来对抗俄国的九十三个师、法国的八十八个师、意大利的四十六个师、塞尔维亚的十一个师。有位法国军官于一九一三年拉长调子说道，哈布斯堡陆军的四十万兵力，“对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帝国来说，实在不多”。有位德国军官持同样见解：“够打一场对付塞尔维亚的战役，但不够打一场欧洲大战。”[21]

奥匈帝国的火炮数量更为不足，每个师只配四十二门炮，相较之下，俄国一个师有四十八门炮，德国一个师有八十门炮。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于一九一一年出任陆军部长时，发现在火炮对步兵的比例上，奥地利在诸大国里敬陪末座。奥芬贝格称火炮是奥匈帝国陆军的“罩门”，由于这一弱点和其他弱点，他不愿介入隐隐即将爆发的巴尔干战争。[22]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确凿无疑证明钢炮优于青铜炮，但一九一四年时奥地利人仍购买青铜炮，因为青铜炮较耐用，而较耐用正合匈牙利会计人员的意，但不合奥地利将领的意。